犹豫地献给了周恩来纪念馆，这是一份存世五十八年的珍贵原件档案。
洛阳拖拉机厂送给纪念馆一张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到该厂视察的照片。民族出版社向纪念馆赠送了该社出版的所有关于周总理的书籍。童小鹏同志向纪念馆赠送了《童小鹏摄影画册》。出生于淮安的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过去曾多次受到周总理接见，还专程回到故乡淮安，送来了当年周总理接见她时拍下的照片。
在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征集组的同志提出购买一部该厂刚刚拍好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拷贝。不巧的是，拷贝刚刚发行完毕。“还有办法吗？”看着史料征集组的同志满脸企盼的神色，五十多岁的生产处长说：“既然纪念馆需要，哪能让你们空手而归？”他当即下达生产任务，破例为一部拷贝开机生产。
征集组的同志跨进了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病逝于北京。宋庆龄认为北京是她最伤心的地方，而不愿去北京。周总理十分体谅、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为邀宋庆龄北上建国，亲笔写了邀请信，还在北京亲自选了一块地方供她居住。周恩来的这封邀请信，宋庆龄故居一直视为珍品。当征集组的同志说出来意，管理处主任郑万兴爽快地表示：“周恩来纪念馆要的文物，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在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当征集组的同志向著名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征集了有关总理的资料后，提出还想见一下夏衍公。荒煤老说：“夏公最近身体不好，一般情况下不接见客人。这样吧，我写封信给夏公，让你们带着。”到了夏公家，征集组的同志还未掏出怀揣的荒煤老的信，一句“周总理纪念馆来的”比什么都顶用，夏公不仅抱病接待了他们，而且还深情地回忆了和总理交往的许多场面以及细微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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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十几家单位抽调来的同志组成的史料征集陈列组，大伙深知肩头的担子分量，然而心头却都掩不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的喜悦。这个组的组长、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尹金鹤在向每一个同志交待任务时都要叮咛：我们是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组，一定要以周恩来的精神为榜样去收集资料。他还身体力行，东奔西走。一幅由已故“草圣”林散之先生亲自作诗、亲笔书写的《悼周总理》的书法原件堪称我国书法瑰宝。尹金鹤同志得悉线索后，冒着暑热高温，顶着炎炎骄阳，紧追不舍，终于从扬州征得了这份很有价值的文物。
中共淮安市党史工委的青年工作者李军，在一次临出发前，他的孩子突然生病发烧，妻子产后身体还未复原。但他想着越来越近的开馆日期，希望爱人照顾好孩子，让他按时出发，妻子含泪点点头，因为她爱周总理，理解丈夫的工作。李军低下头，吻别妻子，放心地登程上路。
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的副主任周中玉，抽到史料征集组工作后，正碰上家中盖房子，年逾古稀的父亲和妻子怎么也不同意他出发，他反复掂量后，感到征集资料的工作已刻不容缓，他只好召开家庭会议，一一做通父亲、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工作，并请来亲友帮着照应。在那个家庭会上，周中玉说；“周总理为国为民操劳一辈子，现在馆快建成了，布展需要资料，我不能拖纪念馆工作的后腿，因为征集工作更需要我。”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晚，已经九点多钟了，史料征集组的王旭馗、咸勇两人再一次摸出住地，登上了北京六十路公共汽车，因为他们要去北京车站退掉一张车票，这已经是第三次前往了。到退票窗口去，退票只是举手之劳的事，何苦要跑三趟呢？原来他们在订票、购票的忙乱中多了一张北京——徐州的卧铺票。如果到退票窗口退，那就得收十多块钱的退票费。他们想到周总理的一贯廉俭作风，想到尹金鹤多次要以总理精神去搞资料征集的嘱告，决定把那张多余的票举在手上，让顺道的旅客购买，可一趟、两趟都没成功。这一次咸勇动了一个点子，一个人举票、一个人举起一张牌子，纸牌上用钢笔描下了几个粗粗的蓝字：“北京——徐州卧铺票”，这下果然奏效，票被一位旅客全价购买，为建馆省下了这十几块钱。回到住地之后，已近夜间十一点钟。待王旭馗同志脱掉鞋袜后，脚上已走出好几个大水泡。
大雨滂沱的一个晚上，北京一家小旅馆，征集组史桂香和李潇两位女同志，正在和女老板讨价要价：把一包文物资料从旅馆送到北京南站。会挣钱的女老板望着门外毫无停歇之意的大雨，又望了望两位身体孱弱的女同志，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那只有二三十公斤重的塑料包上，“反正你们报销，五十块钱给你们送到车站，给你们正规发票。”“五十块？您别开玩笑、能不能少一些。”老史和小李试了试沉甸甸的包，那语气近乎请求了。“要不是熟人，一分钱也不好减，好吧，四十块吧，”女老板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又朝门外瞅了瞅，“要不，你们就自己抬到火车站去吧。”说罢，扬长而去，她以为两位女客人会哀求她帮忙，谁知从她身后传来的一句话却是：“想发周恩来纪念馆的财，没门！”待女老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