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使用它，直到搬进中南海西花厅为止。
老韩还告诉征集组的同志，刚进北京，大家都是单身汉。随身的只有几件换身的衣服和学文化的几本书。为了放置这些简单的物品，经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同意，他才拿回了这两只闲置的箱子。因为是总理用过的箱子，后来条件好了，也一直将它保存在身边。总理逝世以后，每当看见这两只箱子，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我太爱周公了。只要是宣传他的精神、品德和业绩，我都将义无反顾地为他奔走、呼号！”
征集组的同志虔诚地接过了这两只箱子，也接过了当年曾经跟随周恩来的革命老同志的一腔深情和宣传周恩来的责任。
<er h3">二
得悉周恩来纪念馆筹建的消息，周恩来的亲属都很兴奋。他们为纪念馆的文物和史料征集工作，也掏出了自己的一片赤诚。
北京的初春，寒意未尽，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几经打听，来到了和平里兴化西里的一幢普通的居民楼。
门开了。门内立着一位杖朝之年的老太太，根根银丝白发，凝结着几多岁月的风霜。她是周总理胞弟周同宇的夫人，叫王士琴，满族旗人，在校园躬耕了大半辈子，曾教授英语、俄语和日语，法语、德语也不错。屈指数来，现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都有她的学生。她在会客室里拉起了一根绳子，大凡弟子们赠送给她的贺年卡、节日祝福卡都一一挂在绳子上，以至于人们走进她的会客室，犹如来到了挂满旗帜的联合国总部门前。
待史料征集组的同志坐定，王老太太沉默片刻，终于打开了自己记忆深处一个从不轻易开启的闸门。“总理在世的时候，他的‘家规’很严，亲属们都难得和他合个影。即使和你拍了照片，顶多也只给你一张留作纪念，并且再三叮嘱：‘不要拿给别人看，不许在人面前炫耀。’因此，有关他的东西，无论在他生前、生后，我们都很难得到。他过世的那一年，（邓）大姐分给每位亲属两件东西作为纪念。我分得的一件是总理漱口用的搪瓷杯，被孩子们念书上学时用破了，虽然很可惜，但这样才最符合总理的意愿。现在收着的，还有一个他桌上的文具罐，现在决定献给你们……”
与王老太太一样，周总理的亲侄女周秉德、周秉宜和周秉建也都献出了她们当年分得的纪念品。秉建献出了总理在“文革”时穿的军用大衣，秉德献出了一件衬衣和一身灰色法兰绒中山装。由于总理穿用太久，“绒子”都已磨平、磨光了。
秉宜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告诉征集组的同志，她妈妈王士琴献出的文具罐，是野檀木的，原先是斗蟋蟀用的“蛐蛐罐”。五十年代时，她曾在伯伯的办公桌上见过。秉宜献出的是一件总理穿得很破旧，已经换了衣领和衣袖，肘部还打上补丁的白衬衣。舒理间，衣服里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周总理拉着一位小女孩，正在观赏盛开的牡丹。这是一张总理什么时候的照片呢？照片上的小女孩又是谁呢？秉宜告诉征集组的同志，那还是一九五二年，我们国家刚刚从废墟中矗立起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帝国主义者却互相勾结，对我们政治上实行孤立，经济上实行封锁，还悍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西花厅的灯光彻夜不灭。工作人员都担心总理的身体，可是谁也无法劝说他休息。于是，大家设“计”，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秉宜请来。秉宜小名叫咪咪，当时只有七岁，刚刚上小学。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她走进西花厅，就扑向总理喊道：“伯伯，您好！”正在忙碌的总理见是小侄女，大悟似的说：“哦，今天是星期天，咪咪放假。”“伯伯，我要你带我去看牡丹！”“不，你看，伯伯正忙呢，你自己去看吧。”总理说着，又去看文件了。“不嘛，我要伯伯陪我去”，秉宜一边说一边装出要哭的样子。总理的侄儿侄女虽住北京，平时却很少到他这儿来，他自然不愿让他们伤心。这才放下手中的工作，挽起秉宜的右手，来到中南海的瀛台，观赏盛开的牡丹。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却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回忆到这里，泪水悄悄地从秉宜的眼中流了出来。征集组的同志听了，禁不住眼圈也红了。
作为周恩来的终身伴侣，邓大姐也以个人名义向纪念馆寄赠了五本书。这五本书是：彩色影印本《周恩来手迹选》、画册《周恩来的青年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和《不尽的思念》，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与回忆》。大姐原本想在每本书上签个名、题个字，无奈她年事已高，握笔的手抖个不止，只好遗憾地作罢。
<er h3">三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得悉淮安筹周恩来纪念馆的消息，远在老区的江西省吉安市的一位金融工作者戴仁和心情十分激动，他本是位古今钱币的收藏爱好者，可是当他发现一份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由周恩来、张爱萍联合发出的《告少年儿童书》时，当即花钱从那位农民手中买下，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