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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上一个极为珍贵的镜头：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阴云沉沉，春寒料峭。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沉浸在一片悲愤和怀念之中。到处是心情沉重的人群，到处是带着哀思的白花，到处是感人肺嘛的诗文。
忽然，广场上的人群发生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人越聚越多，以至于把纪念碑围得水泄不通。纪念碑上贴着一张新写的大字报。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字报的内容，一个留着小平头的青年人向人们大声宣读着：
center">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
为世世代代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特建议由人民自己建一座“周总理纪念馆”。资金来源由人民自愿捐献，数量不限，一分钱也能表达人民的心愿。
这是第一份公开提出的关于建立“周恩来纪念馆”的建议书。这是人民发自内心的真切的爱的呼唤。这一呼声虽然由几位普通的边防战士发出，但它喊出了大家共有的心声，一下子就激起了在场的人广泛的共鸣。人们热血奔涌，忘记了那个春季特有的寒冷，从那个青年人开始，大家纷纷慷慨解囊。一会儿工夫，建议书的下面，便堆起了一座钱币的小山。
自然，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背景下，这样的意愿是很难变成现实的。但是，被压抑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潜藏在人们的心里，并且更急切地期待着能够尽快成为现实。
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淮安市驸马巷内的周恩来故居正式开放。这个房不过十多间，占地面积不过数百平方米的普通居民宅院一下子吸引了海内外几百万瞻仰者。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外国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和其他国际友人，但更多的，则是普通的人民群众。许多人，不远千里、万里，特意而来。贵州的一位大学生利用暑假，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风餐露宿，不顾颠簸，日夜兼程，来到他景仰已久的心目中的圣地。
故居的一切更加深了人们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怀念。同时，也把人们要求建立大型的周恩来纪念馆的愿望撩拨得更强烈。
一九八五年三月，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将军来到淮安周恩来故居。将军曾经跟随周副主席南征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的副司令员，对周副主席感情极深。在周恩来塑像前，将军整好衣冠，“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了声：“周副主席，我来看您了！”话音未落，脸上已是热泪纵横。
瞻仰故居完毕，将军问故居管理处的负责人王树荣：“淮安有总理纪念馆么？”
王树荣说：“暂时还没有。”
将军又问：“你们有建纪念馆的打算么？”
王树荣如实回答：“有关方面正在考虑。”
将军激动了。把他那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猛地往空中一挥，说：“还考虑什么？你们应该赶快建！像总理这样的伟人、完人，全中国、全世界能有几个？！外国人都纷纷为他建碑、立铜像，我们建个纪念馆，还不是理所当然！”最后，将军慷慨激昂地表示：“要是建纪念馆没有钱，我去给你们募捐！”
同年，曾任江苏省省长的管文蔚也来到淮安。
在周恩来故居，老人泪光莹莹，不住低吟：“古今雄杰若鳞比，能有几人似周君？！”情到极致，老人泼墨挥毫，留下了凝重有力的四个大字：“千古完人！”放下笔，他对淮安的同志说；“淮安要建总理纪念馆，一定要建！”他表示，他一回南京，就向省里汇报此事。作为周恩来的故乡，淮安方面早就有建立纪念馆的想法和打算。早在一九七八年，他们就向省委提出过建议，他们甚至已经请来了南方和北方的一些建筑工程专家，商讨建立周恩来纪念馆的具体方案。
面对众多的呼吁和支持，一九八五年，淮安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向省委宣传部正式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淮安建立一座周恩来纪念馆。
报告呈上去不久，一辆吉普车从淮安县委院内开出，直赴南京。
坐在车上的是淮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顾俊杰和周恩来总理故居管理处主任王树荣。他们赴宁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建设周恩来纪念馆的希望早日变成现实。
二人首先来到管文蔚家中。他们态度谦恭，言辞恳切，陈述着淮安人民的希望和要求。管文蔚本来就热心此事，如今顾、王二人又主动提出，感情的温度越升越高，未等二人说完，立即就摸起家中的电话。电话通了。
“喂，你是小顾吗？”管老的声音洪亮而又亲切。
顾、王二人相视一笑。他们知道，管老称的小顾就是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顾秀莲。
“我在电话里称你小顾，公开场合还是要喊你顾省长的。”管老爽朗地笑起来。“哎，”他收住笑容，神情开始变得严肃，“淮安要建周总理纪念馆，这是件大事，也是件好事，省里应该支持。现在，淮安来了两个人，专程向你汇报这件事。请你明天无论如何要安排个时间接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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