暇，童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也会跨出宅院的大门，和小伙伴们相邀戏水，在文渠岸畔撒下欢乐的笑声。稍长，周恩来同志还常从门前登舟，南达雄踞城中的镇淮楼前。镇淮楼建于宋代，初为“谯楼”，上置两层楼房，高约十八米。周恩来同志常常登楼远眺，或者放上一只风筝，向遥远的天际，寄去童年时代的憧憬。登舟北行，折西可抵唐代建造的文通塔下。屹立于城西北隅的文通塔七层八角，高十三丈三尺。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后，家境更加困窘。年仅十岁的周恩来同志经常走到当铺的高柜台下典当衣服，或是叩开有钱的亲戚的大门借债，也常常和穷苦的孩子结伴，来到文通塔下挖取野菜，品尝生活的艰辛。
童年周恩来还常常沿着东去的文渠走出城外。两个妈妈去世后，窘迫的生计逼得他早早辍学，是表舅龚荫荪帮助他摆脱困境重新获得上学的机会。龚荫荪家住淮安城内东岳庙附近，其母和周恩来的外婆是姨姐妹，因此周恩来管他叫表舅。他思想进步，带头剪辫子，不准女儿缠足，不信鬼神，主张男女平等……是一个革新派人物、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龚荫荪曾到过日本，结识了不少同盟会成员。他变卖家产、经常奔走上海、苏州、南京一带，支援革命派人物的活动。龚荫荪对周恩来的天资和勤奋颇为欣赏，便把他接到自己的家塾里读书。在龚家读书期间，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而且还学到许多社会知识。表舅常给他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讲鸦片战争……从而使他对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对社会腐败、贫富贵贱形成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滋生出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思想萌芽。随着时光的流逝，周恩来对他出身的封建世家的规矩和破落家庭的穷困，愈来愈难以忍受，对与其相适应的虚伪的伦理道德更是深恶痛绝。他强烈渴望挣脱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一个全新的天地。
一九一零年春天，期冀和表舅一样走出家庭牢笼、去寻求真理的周恩来终于如愿以偿。他最后一次跨出故居的门槛，告别了生活了十二年的老房旧屋，告别了朴实勤劳的人民、告别了景色壮丽的故乡，到东北四伯父周贻赓那里去读书，从此踏上了人生的新征途。
在故居的每一方青砖、每一寸泥土，都深印着周恩来童年的足迹，也镌刻下他许多动人的故事。流连在故居的门前屋后，常常想起他生前曾经多次同县委同志的“约法三章”：不许布置开放，引人参观；不许迁走原来的住房；如果房屋损坏，就随它去，不许再修缮。怕县委的同志“阳奉阴违”，他还经常向去北京的亲属查核，要秘书打电话来催询。五十年代后期，淮安出版一份县报，请他题写了报头。后来又请他为淮安烈士纪念塔题记，他说：“写几个字可以，但我要和你们做一笔‘生意’，那就是你们先把我那个旧居拆掉，我再给你们写字。”故乡人怎忍心将他的故居拆掉？于是，这笔“生意”终究没有做成，一直到他逝世，“淮安烈士纪念塔”这几个字也没有写成，但他的故居也没有对外开放过。
当历史步入那个被泪水浸透的一月，人民总理终于诀别了他深爱着的人民。当时，尽管“四人帮”挥舞大棒，颁下一道道禁令。但是，故乡人民仍然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抬着花圈，排着没有尽头的长队，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总理故居，在总理住过的地方寄托自己的哀思。那青砖，那泥土，又洒遍万千人的泪水……
只是在“四人帮”的阴谋被粉碎以后，人们才能自由地走进周总理故居，当时，正式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恰恰是参加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的省、地领导干部和省、地、县三级各界代表。只是在总理逝世两年多的时候，经过整修的周恩来故居方才正式对外开放。从那时起，先后有近四百万瞻仰者来到这里。
整修后的周恩来故居仍分东、西、后三个院落。东宅院大小房屋二十间，保留有周恩来诞生、读书的房间以及当年提水浇园的遗迹——水井和一小块菜地。过继母和乳母住过的亭子间，也按原样恢复。西宅院原是周恩来二祖父的住房，现在则陈列着周恩来童年的图片和一些实物，还有周恩来关怀故乡和故乡人民怀念周恩来、建设新淮安的情况介绍。
文渠，轻轻流过周恩来故居。
文渠，轻轻流过周恩来故居门前，映下了络绎不绝的瞻仰者的身影：人们在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匾额前拍照，在胡耀邦同志“全党楷模”的题词前流连，更有人驻足文渠岸边，融进自己的一腔崇敬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