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林育英考察31军后，再次致电中央：
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深知共产党和红军的厉害。他认为现在红军势单力薄，是围剿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难以预料了。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的江山就坐不稳当。所以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不是张杨二人能改变的。张杨被蒋介石逼进了死胡同：打内战，人心不附，他们就是千古罪人；不打内战，蒋介石绝对饶不过他们。在反复权衡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定下决心，实行“兵谏”。为了保密，张、杨事前没有通知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人员。
一、向西政治上不利。经过高山草地、回民区域，给养不易解决，衣服鞋袜不能克服寒冷。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中央军内部一片混乱。13日，胡宗南的部队乘夜晚撤退了。张学良将主力集中到西安，将洛川、庆阳都放弃了。大兵压境的局面，一夜间烟消云散。红军各部都积极行动起来，大步向前迈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庆阳、西峰一带。在河西走廊，围攻永昌的马家军也撤退了。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西安去南京。登机前蒋介石对张、杨说：“今日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日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不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亦应承认。”
在这惊心动魄的半个月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精心布置大军围剿，满怀信心地要把红军和共产党一举消灭。当时毛泽东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陕北站不住就再来一次长征，或到鄂豫皖，或到宁夏，甚至作了到苏联的打算。但是张学良、杨虎城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不愿意打内战，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围剿红军，并且承认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这对毛泽东和红军来说，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红军在配合张、杨抵抗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时，迅速南下，占领了泾水以北的大片地区。张学良援助红军的5万银元也按期送到，红军的贫困局面得到改善。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高兴地离开保安，13日迁入延安城，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陕北，准备彻底消灭红军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却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1936年4月间，张学良亲自到洛川与周恩来秘密会见，赞成共产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此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陆续进入西安，开通了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地下交通线。张学良听说红军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当时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输送大笔银元，为穷困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张学良被扣的消息传到西安，引起巨大的震动。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主张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救出少帅。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则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杨虎城也犹豫不决。周恩来仍坚持和平解决。坚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抵抗南京方面的压力。但头脑发热的少壮派不听劝告，反而转过头来怨恨王以哲等主和派。1937年2月2日，孙铭九等刺杀王以哲。张学良被拘禁和王以哲被杀，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也控制不了西安的局面，底下的将领各奔前程，“三位一体”终于瓦解了。周恩来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挽回。1937年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西北军被拆散调防。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虽然毛泽东担心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做了最坏的准备。但蒋介石终究没有再组织围剿陕北苏区，而是与周恩来开始了红军改编的谈判。
（丙）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经费可以解决，衣服可以做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