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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西路军从南流沟撤出后，尚余不到3000人，跟随徐陈的只有30军和机关的千余人。部队原来计划向红安寺进发，梨园口一打起来，总部又改变向康龙寺转移。结果妇女团在前面出发去红安寺，脱离了总部和部队，半路上被马家军打散。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均被马家军俘虏。西路军余部到了康龙寺，马家军又追上来。在康龙寺南山恶战一场。红30军著名的“夜老虎团”265团和267团又遭受重大损失，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带上全军的经费寻找总部，不幸遭敌包围，壮烈牺牲。
1月20日，马家军开始攻城。董振堂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不动摇，挥舞大刀在城墙上指挥红军战士与马家军殊死搏斗。敌人架着梯子往上爬，红军用刺刀、砖瓦齐向敌人打去。将敌人一次次打下城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不料守卫西城的原高台民团突然倒戈，打开城门，敌军蜂拥而入。形势顿时恶化，红军组织反击，但缺少弹药，全靠肉搏。敌人越来越多，与红军展开巷战。董军长退到城东北角坚持，他身穿一件破毛衣，用手枪击毙数名敌人，终因寡不敌众，腿上负伤，壮烈牺牲。与董军长一起战死的还有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等。3000多红军战士除少数人被俘，绝大多数都战死在高台城中。马家军在清理战场时找到董、杨的遗体，残忍地砍下他们的头颅，泡在酒里送往西宁马步芳处。
乙、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不向永昌以东进攻。
（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西路军在永昌的消耗战，使徐、陈感到如此下去不是办法。1936年12月6日，陈昌浩、李卓然等给中央的电报请示：“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州）、永（昌）、凉（州）线过冬。”这封电报没有徐向前的签名，说明西路军领导内部意见不统一。
甲、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
程世才说的是陈昌浩。他见30军打了胜仗，得到一些枪支弹药的补充，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陈昌浩坚持要回去。因为中央连续来电要他们就地坚守。2月24日中央来电说：“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月26日中央答复西路军求援电报说：“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所以陈昌浩认为他是执行中央路线的，而徐向前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政委员会上大唱高调，这种气氛压得大家不能说话。直到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在1937年10月15日给中央的第二次报告书中还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而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当时虽然当面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我几次拟就电稿到中央承认过去路线上的错误，终未能发出，只在最后临时有此电述，而不能毅然决然公开的、坚持不顾一切的为中央正确路线而斗争。”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这段话指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
中共中央当日复电西路军，指出：“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团结干部，激励士气。”同时指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于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的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3月13日康龙寺之战后，西路军终于失败了。徐陈收拾残余部队，连夜向山里行军。3月14日天亮到达石窝一带。这里是一片青石山沟，石缝里长着稀疏的灌木和野草。在较大的一座山上有一片光石崖，崖下有个大坑，坑中有一块巨石，大家给这个荒凉地方取名叫石窝。红军到了山上，马家军又随后赶来了。李先念、程世才带领30军剩下的几百人边打边撤，掩护总部和其他同志上山。马家军看天色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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