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周恩来因患重病，没有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根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方针，到达夏洮地域后，我们的行动有两个方向：一个向陕西，一个向西（即新疆、青海、宁夏）。我的意见，红军主力应该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理由是，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东岸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的地区。这地区虽大，但除去草地、沙漠就很小，人口也很少，我们将会很困难。我们要打破敌人封锁，一定要占领洮河上游及中游。
毛泽东分析了为什么不能向西去的理由：从经济条件说，西北气候寒冷，给养困难；从民族条件说，西北汉族很少，大部分是回民。如果我们现在到那里去，会把回民迫反。我们在那里无法扩大红军，所以，我们只有向东去。他强调说：目前夏洮战役的作战，极大地关系到将来的行动。
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根据地在哪个地区比较巩固？我觉得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青海回民也不大可能来打我们。同时这里有西边的退路，应该派一个支队向西去，向河西走廊那边去，而且可以向新疆发展。
陈昌浩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接着谈了三点意见：
一是要创造后方根据地，避免没有后方的到处乱走。我们在通南巴的经验，没有根据地，群众不敢加入红军。有了根据地，群众便大批参军。因此，我们要有创造根据地的决心，然后才能扩大红军，创造苏区。
二是应该去占领岷州一带。
三是与左路军的配合问题。我们现在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因此，假如左路军不能与我们很好配合，我们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所以，左路军一定要向我们靠拢，要他来援我，我们不能援他。
陈昌浩最后说：我的意见，右路军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
王稼祥、凯丰、林彪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徐向前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他补充说：我们应坚决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毛泽东对大家意见的一致感到很高兴，在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了两点：
一、北上洮河流域，然后坚决向东发展。
二、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决议对两河口会议决议作了若干调整。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强调：“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又说：“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理由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困难。”鉴于上述理由，“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看起来是一次研究红军行动的工作会议，但是如果仔细地探讨一下会议的决定，我们可以从中体会毛泽东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这次会议只谈如何走的问题，完全改变了沙窝会议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以往的历史和路线问题上互相指责、纠缠不休的局面。毛泽东懂得：与张国焘的争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争论的结果一来加剧了红军内部的矛盾，二来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这么多红军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耗费了两个月时间，粮食眼看告罄，北上的通路也即将被国民党军队堵死，再耽搁下去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毛泽东再次运用遵义会议的策略，将政治问题和历史老账先搁置一边，集中精力解决走的问题，只有北上才会有出路。这个办法果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