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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韩东山在懋功等待中央红军到来——中央红军前卫团在夹金山下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的计划——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堵截——会理会议——中央红军的困难局面——鼓舞人心的红四方面军来电——张国焘、徐向前筹备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初会李先念——一、四方面军大联欢
1935年6月12日，夹金山脚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红四方面军9军25师师长韩东山，带着他的战士已经在这里等了五天。
十天前，韩东山被紧急召到理番（今理县）的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进门，身材消瘦的总指挥徐向前神采奕奕地对他说：“韩师长，我们马上就要同中央红军会合了！”
“真的？”韩东山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
“真的。”徐向前严肃地开始向他下达指示：“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桥，现在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拟定在懋功与我们会师。你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为中央红军进入懋功打开通道。会师后，向中央首长汇报我们的情况，并掩护中央红军安全通过夹金山。以后具体行动，由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指挥。”最后，徐向前又特别嘱咐道：“中央红军行军快一年了，部队很苦。要虚心向一方面军同志学习，注意搞好团结。”
韩东山兴冲冲地回到部队，在李先念的指挥下，25师作为先头部队，由汶川向懋功迅速前进。一路打跑了四川军阀邓锡侯的少数残兵，于6月7日占领达维镇。李先念在懋功县城设立了指挥部，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中央红军的到来。
6月12日清晨，夹金山下浓雾弥漫。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2师4团政委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带领这支先头部队，刚刚翻过大雪山。疲乏不堪的队伍正沿着小路前进，想找个休息的地方。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战士们立刻警惕地握紧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团长和我跑向前卫班，观察前面的情况。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是一个颇大的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军帽，显然是一支军队。是自己人？我们是前卫团，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这一情况着实使我们纳闷。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出是敌是我。我们只得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忽然，山风送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
原25师战士宗国治回忆说，当时“大雾很浓，四外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正说笑的走着，猛然听见前面枪声响起来了，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雾渐渐地小了，模糊的能看出四外的东西了，这时我们将冲锋用的军旗展开，插在阵地上。可是我们看见对方也插起了和我们同样的军旗，旗上同样绘着镰刀箭头，这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是误会了。经过双方的询问，的确真的误会了，原来是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向我们这来会合”。
杨成武派出的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顿时，山谷中响起了一片欢呼，两支红军蜂拥而下，汇集在一起紧紧握手，热泪夺眶而出，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
长征途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认为，毛泽东决定翻越夹金山是一次冒险，“他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
其实，为了这次会师，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日致电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与四川军阀激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1935年1月22日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又致电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
张国焘回忆：“1935年1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应为政治局常委——作者注）
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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