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刻开会研究。三位决策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实现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八万大军，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于1935年5月中旬到达四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由会理、冕宁一线北上。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首先确定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要求部队做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个崇山峻岭、地广人稀的偏僻地区，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筹集为中央红军准备的各种物品。“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毛线，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从前方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在大雪山的那边，毛泽东正率领中央红军在崎岖荒凉的深山峡谷中，艰难地向北行进着。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非像长征结束后宣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豪迈潇洒。自从年初的遵义会议恢复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来，挽救中央红军的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心里非常清楚，离开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八个月来，中央红军的命运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去年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十万人锐减到不满三万。长时间的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下疲于奔命，部队的情绪相当低落。掉队和逃跑造成的减员远远超过战斗伤亡，如何收拾博古、李德留下的烂摊子，恢复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中突出去，是毛泽东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瞎指挥，使中央红军内部的状况十分混乱。从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祥）、副主任李富春下达的一系列整顿部队的命令中可窥一斑。1935年2月18日《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中说：“自遵义出发后，由于疲劳、给养之不足，特别是政治工作的不深入，除个别部队外，部队中散漫疲劳现象是在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能严格遵守，干部中责任心的懈怠与军阀残余的增长，阶级警觉性的减低，更可能便利个别分子不满情绪的增长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减员较一月前增长，损坏与遗失武器加多。这些现象是与部队的巩固、纪律的保持、尤其是战斗情绪的发扬，水火不相容的。”
2月19日《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指出：“最近各部队有些掉队落伍的分子，经常的每日的甚至故意掉队，他们不愿被人收容，不肯归队。或归队编队后，立即又重新掉队。这些人一般的情绪低落，不愿到前线打仗，不愿在部队担任勤务。”总政治部严肃命令：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收容安置工作的同时，“对专门掉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愿归队的分子，要选择标本例子，在部队中开展广泛的斗争，给以应有的处罚，严重的直到枪毙”。
蒋介石获悉红军占领遵义后，立即调整部署，拉开了四面包围的大网。命令何键的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阻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在湘黔边界会师；以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三个中央军纵队十二个师的兵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滇军的龙云、黔军的王家烈等地方军阀部队策应协同，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面对强大敌军的包围，毛泽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敌人硬拼，打个你死我活；要么迈开大步跑路，争取摆脱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