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一批受过错误冲击的党内外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
正直的华罗庚想到了代他受过的陈景润，在会上向周总理提出，要求调回陈景润，让他继续从事数论研究，获得了支持。
陈景润又回到北京了。被剥夺的科研权终于回到手中。他仍然是那么沉默寡言，偶尔，有老同学和故乡的亲人来京，他那苍白的脸上也会泛起一缕美丽的红晕，兴致来时，还会炒上几个菜。他的西红柿炒蛋做得像模像样。他不愿提难堪的事，对于这一段历史，几乎被他和许多人忽略了。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善良的陈景润虽然受了不少委屈、误解，但命运还是钟情于他。当然，这次的不幸，比起以后的“文革”大劫，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南风总是温暖宜人的。
石破天惊
攻势锐不可挡。重回数学所的陈景润，恰似矫健的雄鹰，在数论的蓝天中搏击风云，巡视日月，只要被他发现目标，便以闪电般的迅猛，发起攻击，且屡屡告捷。
他仍是当年那种模样，穿一身已经褪色的蓝大褂。9月，北京尚是秋高气爽，他却是全身披挂了：头戴护耳的棉帽，一只朝上，一只懒散地耷拉下来，布质的大衣，松松垮垮，袖口手肘处都已变白，露出破绽。腋下也破了，有棉花露出来。他身体不好，怕冷，时常把手笼在袖子里。眯起眼睛，看见熟悉的同事，忙打招呼：“谢谢！”他在数论中令人惊叹的战绩和他的外貌、神态，形成强烈的反差。一方是斗士，一方却像个破落的流浪汉。
1962年第12期的《数学学报》上发表了陈景润的《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全文气韵非凡，颇有空山绝响、声震环宇之势。1963年，他又在《数学学报》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此文以大家之风，改进了华罗庚的结果。
陈景润成了数学所出名的怪人，话很少，有时，会不声不响地站在同事的后面，看人家在做什么。别人看他个子稍小，眼睛却不乏锐利，只须看一眼，就把你做的课题看个一清二楚，就在你正为那个课题熬尽心血而不得其解的时候，陈景润的论文已经赫然印成铅字，公诸于天下了。于是，那每一个字都仿佛幻成了嘲弄的眼睛，直瞅着你，让你气得七窍生烟。这种带有孩子气的恶作剧，不止一次。有了他，别人的研究工作经常成了无用功，结果，不少人都思忖着改行，改变研究方向，以免和陈景润撞车。这个来自福建的外表邋邋遢遢的汉子，厉害得让人可怕、可恨，却又奈何他不得，或许，正因为如此，陈景润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大乱，人们乘机毒打他，妄图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者易折”，这些民间谚语都应验在他头上了。这确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他一介书生，全然不懂这些世俗，仍是全神贯注地做他的数论研究。一个脱俗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时是很孤单的，陈景润无暇去想这些，在经历了几场鏖战之后，仿佛是攀越群山峻岭，终于看到美丽至极的顶峰在向他微笑了，这就是攻克梦寐以求的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战，至今说法不一。他太内向，对自己从事的项目向来守口如瓶，连最要好的同学、同乡也不轻易透露。从他的工作日程推算，估计是在1964年，当时，数学所绝大多数人都根据上级的安排，去参加农村的“四清”了，陈景润身体太差，平时又给人一种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于是，留了下来。他正好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隙，实施他宏伟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战略。
早在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伯尔特在国际数学会的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以往遗留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介绍给20世纪的数学家来解决。然而，它委实太难了，1921年，英国数学家哈代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数学会上说过，猜想的困难程度是可以和任何没有解决的数学问题相比的。
人类的攻坚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解决这道难题不仅仅在于它的本身，因为，它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它的解决，可以提高解析数论的总体理论层次，而且还可以把它的结果推广到代数领域中去，从而引起数学领域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重要意义和迷人之处便在于此。难怪华罗庚会为之长叹不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近70年来，世界数学界奋不顾身的攻坚者络绎不绝，恰似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竞赛：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证明了(9+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哈证明了(7+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6)；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证明了(5+5)与(4+4)；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4)，同一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这些结果的获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但它们的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