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坎坷而最辉煌的一页。华罗庚的引荐和提携之情，陈景润是永远铭记心中的，对待这位恩师，他尊敬有加，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不善言辞的他，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负老师的一片厚望。进京以后，陈景润仍然保持那种孤雁独翔式的科研方式，他习惯于一个人独处，习惯于单枪匹马去叩响科学的殿堂。华罗庚充分理解陈景润这种难以移易的独特个性，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给了陈景润充分的自由天地。对于这一切，陈景润感激不尽。因此，“文革”大劫，“四人帮”中的重要人物迟群，曾专程叩开了陈景润那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要陈景润揭发所谓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研究成果问题，陈景润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予以实事求是的回答：没有此事。“四人帮”的阴谋化为泡影。
陈景润在“他利问题”上的贡献，曾在“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并且在报纸上予以报导，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并在再版序言中对陈景润表示了足够的感谢，“四人帮”妄图抓住这一件普通的事情，大做文章，从而置华罗庚于死地，是极其恶毒和卑劣的。并不精通复杂政治背景的陈景润，本能地预感到此事的严重性，当迟群找他以后，陈景润立即把消息告诉可以和华罗庚直接联系的陈德泉，使华罗庚做好了应有的思想准备，也使主持正义的人们在非常时期，做了不少保护华罗庚的有力的工作。最后，终于使这一幕由江青直接导演的丑剧，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陈景润在自己身患重病住院的日子里，依然牢记着华罗庚当年对他的厚爱之心。华罗庚于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后来，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数学大师，人们在中关村数学研究所门前的院子里竖起了一尊华罗庚铜像。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已是病重住院的陈景润，坐着轮椅，坚持到这里向尊敬的恩师表示感激之情，他是由数学所的书记李尚杰同志推来的。据李书记回忆：当时，陈景润已经病得很重，眼睛睁不开，但坚持着非来不可。他终于来了，他把绵绵的思念和无限的崇敬，永远留在了这里。
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
北京中关村，素有中国“硅谷”的盛誉。
塔松、白桦、杨树，绿影摇曳。和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摩天大厦相比，这里的建筑显然是落伍很久了。多数是五层楼，中式的大屋顶，西式的框架，编织出敦厚、稳重、庄严的韵致。初到北京的陈景润，虽然在数学界已是崭露头角，但在人才济济、栋梁如林的中关村，他只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属于小字辈。开始，住在西苑大旅社一号楼的集体宿舍里，后来，搬到中关村63号宿舍楼二单元一楼。仍是住集体宿舍，四人一间。都是快乐的单身汉，但陈景润却很难快乐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很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他乐于一个人独往独来，于是，深深怀念着厦大勤业斋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要关起门，便可以一个人去神游那迷人的数学王国。到哪里去寻觅这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呢？真的应当佩服陈景润的独特之处，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
现在提起来，几乎是一个近似荒诞的笑话了：有一天，陈景润壮着胆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把厕所让出来给他一个人用。当然，这个提议要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屋内只有一个厕所，他们要“方便”时，只好到对门的单元房中去。说完，陈景润极为恳切而认真地凝视着他新结识的伙伴。
他们一齐笑了，笑得如此的开心，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陈景润如获至宝，立即卷起铺盖，住在他进京后的第一处寓所——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如今，这个厕所还在，咫尺之地，要放下一张床，怎么放得下呢？同室的伙伴，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也无法去细问当时的详细情况，只有数学所的李书记还清晰地记住其中的一个细节：厕所中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奇寒，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照明又取暖。明灯高悬，照亮了七百多个夜晚，也照亮了这位坚韧不拔行进在科学崎岖小径上的独行者的苦涩旅程么？
《易传》在解释的“乾”卦时，有一句蕴意很深形象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天体宇宙，刚健地运行，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应该像天那样勤勉自强，奋发进取，永无止息。陈景润便是这样的君子，他把中华民族的“韧”劲发挥到极致的境界。
“他利问题”的解决，展示了陈景润初出茅庐的雄健之风，到了北京，住在这个厕所里，他把奋斗的标尺定在攻克华林问题的目标上。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数论难题。这一问题曾有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研究过，Dickson解决了k=4.5以外的最小g(k)。剩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