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媚的春光。鲜花、太阳，并不会廉价地钟情于每一个幸运者。1953年，国家急需人才，陈景润他们这一届的学生根据安排，全部提前一年毕业，奔赴百业待兴的各条战线。全班四个同学，三位留在厦门大学工作，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当时，能到首都工作，是一种荣耀。然而，习惯于在数学王国中踽踽而行的陈景润，学业精深，且不乏聪明才智，但一站到如鸽子般天真纯洁且吱吱喳喳的中学生面前，便全慌了。他天性不善言辞，木讷有余，毫不活泼。他苦心钻研的数学，如著名作家徐迟所形容的，是天山雪莲，绝世牡丹，而现实却需要他去给中学生讲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人生严重错位，他不知所措，又不善周旋，更不会如现代人那样去找人通融一下关节，调换一个岗位。于是，陈景润被学校辞退了。一个人灰溜溜地回故乡福州。没有了工资，生存受到了威胁，出于无奈，只好像解放初期那些城里无业的游民那样，靠摆小摊过日子了。
了解到全部情况的王亚南校长心疼了。说实话，他并非在当时就看到陈景润日后的辉煌，而只是出自于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他热爱学生是有口皆碑的，曾把翻译《资本论》的稿费全部用于给厦门大学学生支付讲义费，给贫困学生买鞋穿，可以说，有千千万万的厦大学生享受过他高尚真挚的慈爱和恩泽。世事不公。“文革”大劫，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回厦大担任革委会主任的王亚南校长，突遭暗算，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批斗，终于诱发了绝症，死在上海。对于他的去世，周总理悲愤地给厦大当时处于两派内战的师生发来电报：两派师生应联合起来开追悼会，向王亚南校长的遗像默哀、告别。此时，人们才感到痛失这位德高望重老校长的不幸和哀伤，为时委实太晚了。
王亚南校长把陈景润带回厦大。他是真正懂得人才价值的。他和数学系的领导商量，让陈景润在系资料室工作，这里书香温馨，很适合陈景润的个性和特长。陈景润获救了。
这次失业的遭遇，给陈景润心灵留下浓重的阴影。人的第一个基本要素是求生存，当经济来源断绝，三餐吃饭都成为问题的时候，要去搞科研攀登科学高峰同样是不可能的。从此，陈景润更节俭了，尽管身在书斋，他总是担心会再次失业，会再次去摆香烟摊和出租小人书摊，去品味那社会最底层人们生活的苦涩和晦暗。这种特殊的“忧患”意识，几乎陪伴了陈景润的一生。他把节俭下来的钱存下来，通晓数学的他，担心钱会贬值，就把它换成了金戒指等硬通货。他时时防备着，一旦不幸失业，他仍然可以去研究他的数学。
重回厦大的陈景润，经过这次意外的人生变故，显得更为沉默和孤独了。他百倍珍惜得来不易的机遇，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所钟爱的数学研究之中。他分得了一个小房间，勤业斋106室。勤业斋是有点像北京四合院式的旧式建筑，门前，竹影婆娑，推开，是一个宽敞的小院，四周便是房间，只有一层。如今早已拆了，成了一座六层的简易宿舍楼，仍是四面环合，楼名也仍称“勤业”；或许，是出于设计上的疏漏，一眼看去，很像是西方电影中的集中营，于是，被爱戏谑的年轻人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集中营”。尽管，朱颜已改，面目全非，但遗落在这里的故事，仍然是美丽动人的。
陈景润的全部生命，几乎都消融在夜以继日的读书之中。他担心夜晚开灯读书太迟，会影响别人的休息，于是，做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大灯罩，罩着灯，也罩住了在灯下苦读的陈景润。当时，厦大处于前线，学校彻夜有武装民兵巡逻，警惕性极高的民兵发现这一异常的情况，曾持枪前去看个究竟，待终于了解其中缘由之后，才放心地离开了。对于读书的方法，陈景润在后来成名之后，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自白：
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搞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四句话：
“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真是所见略同！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一一装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时拈来应用。
不得不佩服陈景润脚踏实地而又不乏机智的做学问本事，居然能把鲁迅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神思之功，融入数学王国的艰辛跋涉之旅。他在资料室工作期间，读过多少书，很难计算，也无法计算。知识的积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科学高峰的攀登，更需要打下坚实而深厚的功底。神游知识的海洋，阅尽浪花、鸥鸟、飞帆、礁石，才能有幸真正领略大海的浩瀚和神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景润在这一段时间的刻苦修炼，是奋飞前夕关键性的一搏。
要把书读到滚瓜烂熟，是需要付出沉重的劳动的，尤其是数学方面的书，没有情节、故事，没有押韵以及情感氛围，抽象的数学符号，编织着深奥、玄妙的特殊世界。只有痴迷其中的陈景润，才能听到鸣泉如诉如泣，才能看到月华如水，才能看到兀立的群峰闪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