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旁边时，总有点吓丝丝的。那时，刚读过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中有一篇小说里描写一口棺材会绕着墙壁飞，我也觉得这口空棺材仿佛要在我面前飞起来了，很是怕人。不过进到卧室之后，立刻又感到独居的好处，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读到半夜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些点心，不怕被人看见，亦是一乐。第二期大“四清”比第一期的时间拖得还长，真是旷日持久，其实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正可以躲在这里读书。但读了几个月之后，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是领导上发现了我在艾家宅大读其书，还是真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也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生活上，罗店要比奉贤那边好得多了。下乡后，常听农民们说，上海附近有四大名镇，叫做：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罗店居四大名镇之首，商业发达，居民富庶，是金字招牌。我们的生活也方便得多了。这里农村用的是井水，镇上还有自来水，不会有严重的污染，河浜里也没有血吸虫，夏天可以下浜洗澡。我在艾家宅过冬时，贫协主席老朱就每星期到镇上澡堂里去洗一次澡，我也跟着照做，自然不能算是脱离群众，而在奉贤时，因为附近镇上没有澡堂，农民冬天都不洗澡，我们也只好等到每月一次休假时回复旦再洗。
不准买东西吃的规定虽然还有，但已执行得不是那么严格了，很多人都在违规，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农民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只是学校的有些干部却还要盯着管。刚下来时，有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天热难当，就买了一块一毛二分钱的小冰砖，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本系总支委员看见了，就在会议上提出批评，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买东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别人看得习惯了，或者觉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评。那时蒋孔阳先生也在金星大队，不大有人与他交往，很是寂寞，我们就常常在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还一起上街下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汤面或肉丝面，但觉得味道特别好。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之尊，去做报社夜班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他们死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影射史学更表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计谋，撒下诱饵，意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之举，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类意见，也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的了，算是做到了舆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