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他写的那些战争总结和作战方针，很是简洁明了，没有废话套话，非常实在。我们也学着他的方法写，把诸如“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二十三条》精神的指引下”之类的套话，以及从《人民日报》社论上抄下来的那些泛论，一概弃之不用，只写几条实在的东西，倒是颇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但组长看了，皱皱眉头，把它给否定掉了，他还是相信那种充满废话套话的程式化的总结报告。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就摘抄了《毛选》第四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的一段语录，作为抗争的武器。这段语录说的是：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我极为欣赏这段语录所表达的几层意思：一是写报告要由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二是报告中要写出本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和倾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言不及义；三是写报告必须内容扼要，文字简练，而且还规定了字数，以千字为限，这就可以杜绝许多套话、空话。我们把这段语录放在工作组长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有一场争论也好。但这个期待却落空了。虽然当时已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但领导人其实并不认真对待，只是把这种号召当作套话来讲，口头上是每会必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做的是表面文章。他们所看重的还是顶头上司的要求，所遵循的则是官场上习惯性的工作程序。我们的组长修养极好，看了这张语录，只是对我们笑笑，表示知道了，既不接受意见，也不反驳，还是照老样子布置我们做些他认为要做、而其实是无用的文字工作，使你简直无可奈何。
不久，郑子文来抓阶段总结报告了。为此，我查阅了本大队所有下属生产队的材料，而且还到各生产队去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写出一份报告。可是郑子文看后，却全盘加以否定，因为不合上面的精神。我说，我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写的；他说，写总结报告要按照上面的精神来写，不能自己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于是，他按照他所理解的上级精神，口授了一个提纲，叫我重写。但等到我按照他的提纲，重新写成总结报告之后，却又被他否定掉。不过郑子文总还算是讲道理的，不像搞小“四清”时那位总支委员那样蛮横，自己不通知我编写材料的要求有所改变，却指责我为什么不按照改变了的要求去编写材料。郑子文则说：“照我上次所提的要求看，你这个总结报告是写得可以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西光同志在西渡蹲点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得按照西光同志总结的几个问题来写。”我说：“杨西光同志蹲点的西渡公社在奉贤，情况与我们罗店并不一样，我们怎么可以拿来套用呢？”郑子文很不耐烦地说：“西光同志是我们全市“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不照他的精神办怎么行！”随手将一张上海社教运动简报丢给我，上面登有西渡公社的总结报告。我自然只有照办。依样画葫芦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但这样画出来的总结报告有什么用呢，从中能看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吗？原来各地的情况汇报和总结报告，都是这样套用领导蹲点地方的经验写的，也就是说，是迎合上意写出来的，上级领导怎么能看到全面的实际的情况呢？
大概我这个秘书实在太不称职，领导上要求的东西写不好，却常常要自作主张，写些不合要求的东西，所以几个月之后，就免去我的秘书职务（正式名称似乎叫做材料员），把我下放到一个边远的生产队去。而我自己，则觉得与这种“官场学”实在有点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秘书工作，也乐得一走了之。
我所去的这个生产队叫做艾家宅，但居民大多不姓艾，大概是经过历史变迁的结果。罗店地区是当初日本兵登陆后进攻之地，烧杀甚多，所以人口变动很大。我先是吃住在贫协主席老朱家，他家吃得倒不坏，只是住房紧张，我的床铺搭在厨房兼客厅里，显得十分拥挤，对我、对主人家都很不方便。不久，老朱对我说：“我看侬夜里喜欢看书，给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他说：“倪宅上有个老太婆住到外村儿子家去了，要好几个月才回来，侬可以住到伊的屋里，也好帮伊照看房子。”这老太太住的倒很宽敞，两间房子分前后两进，前间是一个大客厅，但厅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是她本人的寿材，后间是卧室，中央夹着一个小天井，卧室却没有门，冬天很冷，怪不得别人不肯去住，留给我住。我明知这是一口空棺材，心想，如果当初打造时改变一下形状，不就是一只大木箱吗？但每晚开会或家访之后回来，经过这口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