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的比喻，读到此尚觉平平耳。最后一句却叫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于是想起李商隐的《初食笋呈座中》：“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我爱李商隐一如爱一个不知世故屡屡受伤的孩子，比起白居易，他活得委实太痛苦。
还有一次我忍不住笑出来，是看到文集中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奏陈情状》，白居易自请调任京兆府判司，理由是“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可以奉养母亲。此事新旧唐书本传中皆有记载，可能是要表彰孝道吧。其实在他自己，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后世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韩愈《教子诗》就遭到很多理学家怒斥，其实他也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
洪迈《容斋随笔》记录了他读白集的一些零碎感受，其中就说到白诗喜纪年。白居易往往随手把自己年齿写入诗章，甚至不避琐屑。读他的诗，简直就能把他的年表勾勒清楚。他还把自己每任官职俸禄多少，也写进去。
洪迈觉得有趣，但他没有说为什么觉得有趣。我想，对白居易来说，诗和日记差不多吧。他并不经常刻意写点什么流传后世，而是习惯性的用它来记录的生活。诗对他就是“日用不觉”的。这必然造成一部份诗作面目之平庸——见过篇篇精致的日记么？篇篇精致的日记，一定是用来发表的行货，而不是给自己看的东西了。诗的语言无疑需要锤炼，但是我以为“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未免小家子气，且有远离诗作为“心声”的本质的危险。
宋代以后，由于权威范本的确立，你可看到，诗论首先关注的是何种的风格门径，“气味直逼老杜”“似中唐”“有晚唐风韵”……每首诗就此被定格在一个框架内，挣脱不开。在古典时代彻底逝去之后，今天写旧体诗的人，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归那种纯朴的“诗生活”的境界。
所以我以为“元轻白俗”之讥，对诗来说，轻足以为病，俗却不然。白居易之“俗”，使人亲切。只是白居易的七律，看了确实叫人打呵欠，乃是这种体裁自身森然面目使然——白居易把它们写得和顺口溜似的。
历宦多年，白居易渐渐把生活分成两部分：朝廷的，自己的。他也把诗分得很清楚：给世间的，给自己的。他做自己本分的事，有遗爱于百姓，还总是惭愧自己素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类似的话在诗集里反复出现过，你没有证据怀疑他的真诚；他也不准备再扑上去作力挽狂澜状，武元衡一事，已经叫他付出了不小代价。他并非怯懦的人，只是看不到牺牲的价值。好比投入一潭死水的石子，顶多荡一圈涟漪而已。“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从来都是文人的自作多情，即使狂放如李白，沉郁如杜甫，也始终看不破诗人梦幻在狰狞政治面前真实的地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入世出世的游戏，文人百玩不厌，但难能到白居易清明的境界。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余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适意二首其二》）
他从此和他的环境疏离。他记住周围的热闹其实和他并无多少关系。有人批评白居易在“甘露之变”后作的两首诗大有幸灾乐祸之意，实在是太不了解他的为人和心态了。
所以也不要全信《与元九书》里的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写“给世间”的诗和“给自己”的诗的时候，立场和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这主张仅仅对“给世间”的诗有效。比如他屡次抨击“郑之夺雅”，对流行音乐简直是深恶痛绝，可是全集中，粗粗一算，描绘音乐的有三十余篇，乐器有琵琶、芦管、琴、筝、阮咸、筚篥等等；《听歌六绝句》都是当时流行曲，其中不乏胡乐胡音。诗中无不体现对音乐相当高的鉴赏力和喜爱之情。
历来争论主旨到底是批判还是同情，原因或许也在此。以他对“重大题材”的热爱，这原本准备“给世间”的，自然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但是写着写着，他却回归了自己的心，演绎成了“伤逝”之情——人活着，不就是这样一个渐渐弃绝所爱的过程吗？帝王妃子的风流遗恨，离普通人生活太过遥远，但，不是每个人都感受过刻骨铭心“失去”的悲哀吗？正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我想，这转变，对，是一件好事。
与长恨歌齐名的《琵琶行》，其主题乃是“失意”，即所谓“天涯沦落”、今昔盛衰之感。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曾经提到，白诗中尚有一首《夜闻歌者》：“夜泊鹦鹉洲，江月秋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词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如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此诗场景和《琵琶行》极相似，洪迈怀疑，或皆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