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方面都表明，种族之间的差别足以将种族视为不同的物种。关键的问题是，从多远的过去，人类开始分化为不同的分支。如果所有种族的共同祖先距今十分遥远，那么就可以认为，人类的分化已经达到使变异类型之间的差别明显到能够将变异类型视为真正物种的程度。
达尔文主义对于斗争的刻意强调也影响了已有的种族关系观。人们用所谓黑人劣等的观点来为奴役他们辩护，但是在美国印地安人的情况中，白人显然是要清除，而不止是压迫另一个种族。达尔文主义似乎暗示，这是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的副标题就有此含义：“在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族”。纵观历史，在任何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混居的地区，优等种族总是试图消灭劣等种族。由于欧洲人在全球的扩张，这种斗争也遍布整个世界。在热带地区，［自然］条件或许限制了白人统治黑人，但是在其他劣等种族居住的地方，只要白人也适宜居住，白人就会取而代之。人们曾经甚至相信黑人会在美国灭绝，因为他们只能在奴隶制保护下才可以生存，如果置身于公开的竞争中，黑人就会像红色人种一样灭绝。“适者生存”说明所有这些都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20世纪，纳粹将这种种族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发展到了极点。雅利安人被视为人类的最高类型，注定要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种族则被蔑视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灭绝（tennenbaum，1956；Poliakov，1970；Mosse，1978）。
虽然达尔文和斯宾塞都相信种族斗争在人类进化中起到过作用，但是那些支持帝国主义政策的人则不赞成在现代社会〖SS〗发生人与人的竞争。卡尔·皮尔孙虽然也标榜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公开预言低等种族会灭绝（Pearson，1894）。因此他认为，如果国家要想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获胜，就必须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Semmel，1960）。这就意味着，国家的主要职责之一，是通过优生学来保持其人民的生物学水平。皮尔孙尤其尤其害怕外国的劣等人迁入到发达国家后会导致人种混合。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身上混有被他们征服者的血统，那么就会消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力量。皮尔孙研究了生活在伦敦贫民窟中的孩子，他试图证明移民比英国本土居民更具先天不足的特点，而且智力更迟钝。美国的移民现象更为严重，正是出于类似的恐惧，确定了优生学运动最普遍的目标。白人社团提醒大家要警惕“低等”的东方和东欧移民迅速增多的前景。在旧金山，成立了排斥亚洲人同盟（《会刊》，1907-1913），许多独立作家也反复宣扬同一观点（Scz，1908；Grant，1918；Burr，1922；Fairchild，1926；Ross，1927）。很多人认为，排斥这些可以繁衍的劣等种类，要比消除白色种族内部有缺陷的人，更加至关重要。他们的运动最后获得成功，1924年通过了《移民限制法案》。
要求限制移民反映出白人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悲观思想。新一代种族主义者并不是把欧洲人当作世界的征服者，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温室里的花朵，不久就可能会被更富生物学意义上生机的种族所粗暴践踏。对于“黄祸”——中国人的快速繁衍——的恐惧表明，他们认识到，事实上，在种族的生存斗争中，白人自诩的文明不会保存很多。目标不再是扩张，而是巩固，以确保当欧洲人在争取到立足点后，不会被其种族的特征所吞噬。这种态度至少从相反的角度认识到达尔文主义的真正含义。在生存斗争中，不可能确定某一类型是“最高等”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绝对统治其他类型。成功属于那些在新环境中最适应和最突出的类型，而且智力可能还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种族优生学的拥护者虽然仍旧确信白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具有优越性，但是他们不得不面生存斗争的严酷性。纳粹可能也有类似的不安全感，他们害怕那些被他们贬低为次等人的种族会给他们背后一击，这样导致的可怕结果是，消灭其他种族的工作不再借助不可信赖的自然，而是借助于国家本身更有效的死亡机器。
这种更加悲观的态度，并没有摧毁一个传统信念，即，从道德的角度看，白种人是人类进化的最高产物。尽管达尔文强调发展是分支过程，不是线性过程，但是绝大多数追随他的人仍旧相信人类的进化是从猿的直线上升过程。从18世纪发展起来，并且到了19世纪早期仍旧流行的一种想法(见第四章；Priest，1843)认为，“低等”种族可能属于这个存在链条上的中间阶段。新人类学科学按照自然的等级序列排列从最原始到最文明的社会。巴罗(Burrow，1966）提出，早在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出现之前，有一种进化观点就已经流行，按照这种观点，社会沿着等级序列不断进步。社会进化理论还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种族保留着早期的社会形态？正如华莱士和阿盖尔曾表明的那样(见第八章)，没有必要将社会发展与人类天性的生物学改善联系起来。有一种回答认为，贫穷的环境导致在一些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