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的那种顽固的唯物论者。当浪漫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表示对唯物论的厌恶时，他们更可能想到的是霍尔巴赫男爵的《自然的系统》。这本书出版于1770年，当时作者的使用了化名，这本书成了“无神论的圣经”（Dholbach，新版，1821；英译本，1868；Naville，1967）。虽然狄德罗是霍尔巴赫的朋友，但是他似乎不太赞成霍尔巴赫对于宗教的锋芒毕露的指责，霍尔巴赫将所有的宗教都贬斥成为了施加社会压力而杜撰的欺人之谈。《自然的系统》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实用的社会哲学，但是霍尔巴赫认识到，这样就不得不依赖于唯物论的生命概念。
霍尔巴赫拒绝在唯物论的立场上作任何让步，他提出物质本身具有原始的省悟力。这样就有可能会将无活力的物质组成复杂的结构后具有生命的性质作为事实来接受。即使物质本身不具备活力，物质也要比旧的机械哲学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霍尔巴赫像狄德罗一样，将物质宇宙勾画成能够自我建构且一旦环境合适就会产生出生命结构的本质上有活力的系统。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火是最活跃的元素。霍尔巴赫是乔治·恩斯特·斯塔尔创立的化学哲学学派的成员，这个学派认为，火（燃素）具有重要的作用(Metzger，1930)。然而，促使物质颗粒结合的亲和性决定了物质的形态。生命本身的自然发生只不过成了一种化学反应，当合适的物质碰到一起时，就会形成生命结构。霍尔巴赫利用尼达姆的实验来支持这种观点，不过，他像狄德罗一样，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是更复杂的生命形态也能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来。霍尔巴赫也赞同，一旦生命物质形成了，生命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自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正如畸形现象所证实的那样，自然中的物质不断地尝试着新的形态。
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狄德罗和霍尔巴赫都把生命物质的产生看作使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为他们试图用自然本身的力量来取代造物主的设计，他们打算不限制这些自然力的作用程度。宇宙的基本活动就是保持物质处于流动状态，因此物种不可能不变，不可能存在预先决定的发展方案。然而这些思想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进化理论：他们的见解中只不过偶尔带有某些进化观的暗示。对于一群主要对哲学而非自然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或许只能是这样——不过拉美特里、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都曾对科学给予了相当认真的关注。他们之所以没有勾画出进化论的轮廓，更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然发生的可能性太着迷了。但是博物学家绝不满足于尼达姆实验的表面意义，他们经常将这个实验的含义进行扩展，将更高的生命形态的自然发生也包括了进去。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物质与生命的直接联系，通过援引自然发生要比考虑生物形成后的变化更容易确立这种联系。因此这些唯物论者虽然认识到进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没有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比起生命的最终起源，生物的进化则成了次要的问题。
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
上面讨论的许多思想所依据的假设都与现代进化论所依据的假设相去甚远。布丰是唯一被认真当作达尔文先驱的人物，即使他关于物种性质的观点也和现在人们接受的观点不太一样。不过在18世纪末，有两个人的观点似乎与现在的生命发展观比较接近：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他们俩人都抵御住诱惑，没有认为复杂生命形态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发生，因此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生物实际上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过程。他们俩人都被誉为现代进化论的奠基者。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赞誉是由于反对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附带结果。与布丰的情况有些类似，正是萨缪尔·巴特勒（Butler，1879）对贬低达尔文的努力，导致夸大了早期学者的观点。到了19世纪末，产生了一个“新拉马克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意识地反对达尔文主义，将拉马克看成是他们另一种进化机制的奠基者（Packard，1901）。然而，新拉马克主义者仅仅关注于他们的英雄的工作中某些与现代框架不相适应的方面。近代的史学家则关注“完整的”拉马克，而且认识到，他对自己理论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伊拉斯谟·达尔文、特别是拉马克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对生命变化的最复杂的研究；但是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去设想他们对达尔文革命具有直接的贡献。
伊拉斯谟·达尔文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的个人生活丰富多采，而且他可能是我们遇到的唯一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观点的思想家。尽管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对句不太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但是他的《植物园》（1791）和《自然的殿堂》（1803）在当时却很流行。伊拉斯谟·达尔文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而且因为他在（非诗体的）《动物规律学》中提出了一种进化理论，所以他自然成了一些人关注的对象，这些人试图表明年轻的达尔文之所以可以形成自然选择学说，是因为他萃集了前人的见解。正是查尔斯·达尔文认可的伊拉斯谟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