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进化论哲学很相近，但是他们的思想很少能发展成真正严格的科学理论。
唯物论纲领的先驱是朱利叶·奥夫雷·拉美特里。拉美特里在1748年出版的《人是机器》（La Mettrie，再版于1960；Vartanian，1950）中，没有涉及生命的最终起源问题，而是集中表明必须将人当作纯粹的物质实体来看待。心和灵魂并不是明确的精神成份，只不过是物质躯体的产物。生命物质本身具有保持生命过程的固有能力，无需神奇的生机力或精神力量的干预。拉美特里对于水螅在身体断成两截后可以再生出两个完整生物的能力很感兴趣，这个现象是由亚伯拉罕·特雷伯里不久前发现的（trembley，英译本，1973；见Baker ，1952）。如果这么一种简单的生命物质片断中含有再生完整生物的力量，人们就会假设生命是物质本身的基本特性。传统的灵魂和活力观就能被抛弃，被纯粹的唯物论所取代。人成了机器，即我们将某些生命的明确特性转换到构成这台机器的物质中！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论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当时的物理科学不能告诉他们非生命物质怎样建立或保持生命的复杂结构。于是就一直存在“万物有灵论”倾向，万物有灵论相信物质本身以某种原始的方式存活或可感知。这种观点常被视为是更早的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哲学的扩展（Verni(re，1954；Baker，1955；Roger，1963；Yolton，1983）。
当拉美特里最后转向生命起源问题时，他已经无法割断与预先存在的种源学说的联系，而且采用了一种与德梅耶特相似的观点（《伊辟鸠鲁系统》，再版于La Mettrie，1774）。启蒙运动时期两个著名的唯物论者，德尼·狄德罗和德豪巴赫男爵，则成功地从他们的思想中清除了种源学说，并用自然发生理论取而代之。此外，他们都把自然看成是完全易变的系统，其中并不存在绝对永恒的结构。他们两个人当中，狄德罗是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他有复杂的个性，深陷情感上对无神论的厌恶，对此，他发现利用智力也无法摆脱。作为《百科全书》的编辑，他通过发表对所有问题的评论——或许他有些敏感，向现有的一切发出挑战；因此他成了与伏尔泰比肩的唤醒良知的著名人物，正是对良知的唤醒，为革命铺垫了道路。
在174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时，狄德罗仍然是自然神论者，承认关于设计的论点和种源学说。但是到他写作《盲人通信》时，他已经变成极端的唯物论者（Vartanian，1953；Crocker，1959；Roger，1963）。他遵循拉美特里的策略，提出思维完全依赖于身体。他分析了盲人数学家尼古拉·桑德森的案例，认为这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大概和我们的不同。在结论中，狄德罗虚构了桑德森临终时的情景，这个盲人拒绝了牧师的陈词滥调。他问道，宇宙中仁慈的设计怎么会产生出像他这样失去了最有生命特色器官的畸形。然后狄德罗借用桑德森的口讲出了一种生命起源观，我们在古代唯物论者那里听到过这种观点。在地球历史的开始，自然试着通过自然发生产生出许多生命类型，其中许多类型肯定缺少基本的生命器官。所有这些畸形都会死掉，但是偶尔会有机遇降临到一个能够生活下去和生殖的类型上。因此，有些物种之所以能够生居地球上，是经历了一个试验错的过程。这种观点当然和自然选择学说不太一样，因为狄德罗假设的是淘汰自然发生中的粗陋物质，而不是已经确立的物种的前进过程。
按照狄德罗观点的原义，他之所以认为物质具有创造性，是因为在他看来物质能够随机地结合成为具有潜在生命的物质。一旦偶然确立了成功的类型，它们就能继续存在，不会发生变化，除非偶尔“出错”产生出畸形形态。狄德罗在阅读了布丰的一些著作后，认识到如果生命是偶然的产物，而非设计的产物，那么它们就没有理由在以后的世代中继续保持它们的类型不变。在经历了原初的自然发生后，一定有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在《达朗贝的梦》（Diderot，英译本，1966），他采用了一种虚构的方式，借用他的朋友，数学家达朗贝睡梦中的叫喊，说出了他自己的设想。物质具有自发的活力，甚至具有一种原始的省悟，可以自己组成复杂的生物的结构。他引用了尼达姆的实验作依据，说明甚至在现在自然发生仍在进行着；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最大的生物都有可能以这种方式产生。动物为了响应它们的需要，可以发展出新的器官，这种器官可以遗传给后代，并固定在物种中。狄德罗对畸形的产生也很着迷（hill，1968）。自然并非产生完全一样的类型：自然一直尝试产生出奇怪的新类型，其中有一些也许能够保存下来。狄德罗由于提出偶然产生出新的结构是正常发生的一部分，因而与布丰的观点截然不同，布丰认为，自然仅限于产生出一定的且是预先决定的类型。假如自然真是主动的和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家和博物学家就不应该试图为自然的力量加上人为的限制。
狄德罗并不是一些后来的思想家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