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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作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孙悟空，同样也没把他简单化，如三调芭蕉扇时，由于急躁、骄傲，致使两次上当。
先是调到假扇，结果火越煽越旺，连自己的毫毛都要烧光;第二次则没讨到缩扇的口诀，只好扛着丈二长扇而回，反不料又被牛魔王轻易地骗走。
当然，这里的英雄并不是“完人”，可笑却给人启迪。
喜剧大师莫里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笑柄，对恶习就是致命的打击。”
因此，当我们在嘲笑这些缺点的同时，便愉快地同它们告别了。
可是吴承恩以独特的想象力和生动的语言刻画、无限风趣的形象夸张和强烈渗透的说服力，巧妙地把艺术的虚构和客观真理结合起来，把诙谐的笔调和严肃的讽刺结合起来，把生活丑和艺术美结合起来。
这样，由诙谐与严肃的不谐到艺术美与理想美的和谐，从而构成具有民族色彩的审美形态二重性，这是吴承恩对讽刺艺术的贡献，也是对古代美学的贡献。
至于他的地位与影响的话，首先，要知道《西游记》在我国史上开拓了神魔的新领域。
因为我国最初的长篇是宋、元人说话艺术中的讲史，历史可以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创立阶段的唯一品种。
虽然那些历史中也夹有神魔鬼怪的超人间现象的情节，但只是起穿插的、渲染性的作用。
最早将神魔故事从历史故事中独立出来的是元人的《西游记平话》，即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前身。
然而，只有《西游记》以完美的艺术、精湛的表现，使神魔这一品种臻于成熟，从而确立了神魔在长篇中的独立地位。
其次，《西游记》在我国长篇史上开拓了浪漫主义的新境界。
我国早期古典长篇绝大多数是以历史生活为题材，揭示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歌颂进步力量，揭露反动事物，有着强烈的爱憎和明确的是非感。
而吴承恩以他那独特的艺术趣味，突破了这种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创作框框，大胆地发扬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精神。
从而批判地运用了宗教故事中某些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通过夸张、幻想、变形、象征等手法，开拓了一个变幻奇诡、光怪陆离的新的艺术境界，以此寄托理想，抒发愤意，折射现实，从而成功地创造了伟大的浪漫主义长篇。
并且在《西游记》的启迪、影响下，明清两代的创作别开生面地出现了一大批神魔，给了广大读者以奇幻的艺术感受。
虽然这些神魔的大多数没能汲取《西游记》创作的精华，但像《封神演义》、《西游补》、《女仙外史》、《牛郎织女传》、《东度记》等，其基本创作精神还是与《西游记》相通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
另外，《西游记》故事在清代还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甚至还出现了《升平宝筏》那样大型的连台本戏;一直到现、当代，仍然活跃在舞台、银幕、屏幕上。
《西游记》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瑰宝，随着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西游记》由于它的浪漫主义精神，由于它的主人公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品质和特征，因此，它被更多的外国朋友所喜爱。
早在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年头，西方汉学研究先驱之一、英国剑桥大学文学教授H?贾尔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专辟一章，评介了《西游记》及其作者。
一九一三年，蒂莫西?理查得出版了一本题为《赴天堂之使命》的书，是《西游记》最早的英本译。
以后陆续有人把《西游记》译成俄文、捷克文节译、英文简泽，到了一九八三年，由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和宗教学教授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四卷本全部出版，终于使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得以欣赏《西游记》全貌的风采，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因此说，《西游记》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而与西游记差不多齐名的，就是《封神演义》了
《封神演义》这本书一共一百回，成书年代难以确考，一般认为在明穆宗隆庆至明神宗万历年间(1567，1619)。
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万历年间的舒载阳刻本，估计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二十卷一百回，别题《武王伐纣外史》。
至于作者，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舒载阳刻本题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一是清乾隆时编纂的《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题解云:“《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
长庚即陆西星的字。但这到底没有版本上的证据来得直接，因此，目前还是把作者定为许仲琳较为妥当。
和我国早期长篇一样，《封神演义》也是民间创作和文人加工相结合的产物。
从《楚辞?天问》、《诗?大雅?大明》、《淮南子?览冥训》、汉贾谊的《新书?连语》、晋王嘉的《拾遗记》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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