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中，可以想见秦汉魏晋时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盛况。
到了元代，说书艺人汇集了民间的传说、文人的记载，编成一部讲史话本——《武王代纣平话》，第一次从的角度较完整地演述了妲己惑纣王、纣王暴虐、姜子牙佐武王伐纣、纣王妲己伏诛这段殷周斗争的历史故事。
到了明代嘉靖、隆庆间人余邵鱼，又按照历史记载，对《武王代纣平话》进行加工，把改写的内容编进了他的《列国志传》，其第一卷的内容，即始自“苏妲己驿堂被魅”至“太公灭纣兴国”止，十九则完全是在叙述武王代纣的故事。
不久，许仲琳就进而写成了《封神演义》。
不过，虽然《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的创作时间距离较近，但是，对《封神演义》起范本作用的，还是《武王代纣平话》。
这个《武王伐纣平活》之于《封神演义》，就像《三国志平话》之于《三国演义》，关系非常密切，因袭成分较多。
赵景深先生曾在《(武王代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中，把二书逐回比较，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二书互相吻合的痕迹。
《封神演义》从开头直到第三十回，除了哪吒出世的第十二、十三、十四回外，几乎完全根据《武王代纣平话》扩大改编。
从第三十一回起便放弃《武王伐纣平话》，专写神怪，中间只是偶有穿插，直到第八十七回孟津会师，方才再用《武王伐纣平话》里的材料。
然而，作为神魔的《封神演义》，顾名思义，既是“封神”，又是“演义”，因此，在题材构成方面与一般的历史有着明显的区别。
作为讲史话本的《武王代纣平话》和作为历史演义的《列国志传》、《有商志传》，虽然有着历史的虚构特点，但其中并没有过多的神异情节。
而《封神演义》则发展了历史的想象和创造，化真为幻，化实为虚。
一方面改写了《武王伐纣平话》的某些情节，如《武王伐纣平话》写许文素进剑除妖，《封神演义》却说是云中子。
《武王伐纣平话》写“胡嵩劫法场救太子”，《封神演义》却说是仙人救去的等等。
另一方面作者在殷周斗争中揉进了不见经传的阐截两大教派的斗争，大批的神话人物，包括曾经独立在民间流传的八臂哪吒、灌口二郎、托塔天王和作者自己创造的申公豹、土行孙等，都被组织在殷、截和周、阐两个阵营的斗争中。
于是，政治集团的斗争与宗教门户的斗争混在一起，人间的战争变成了神魔斗法。
虽然作者一方面勾勒了“武王伐纣”的历史轮廓，但另一方面又给历史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怪诞的色彩，这就体现了神魔与历史汇合的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怎么说呢，这部书可以说是探索历史与侈谈天命的捏合。
因为“武王伐纣”是一个纷纭复杂的历史之谜，它吸引着各个朝代的文人史家。
处在风云变幻、矛盾重重的明代社会的许仲琳，也竭力想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底。
首先，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作者确实很难正确理解和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复杂现象。
于是，就借助宗教思想，捏造了一条荒唐的“斩将封神”的线索，一切都用“天命”来解释。
在“天命”面前，无所谓兴衰变迁，“国家将兴，祯祥自现;国家将亡，妖孽频出”;无所谓忠奸邪正，“几度看来悲往事，从前思省为谁仇。可怜羽化封神日，俱作南柯梦里游”。
亡国暴君纣王和被他剁为肉酱的伯邑考一样被封神，为纣王卖命的闻大师、余化龙和为伐纣捐躯的黄天化、杨任等一样被称为忠臣义士;即使是神通广大的神仙，在神圣而崇高的“天命”面前，也“个个在劫难逃”。
在这里，看不到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看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看到的只是一些笼罩着光圈的神仙和超人的宿命力量。
于是，天命的必然性代替了历史的必然性，一场社会历史悲剧成了命运的悲剧。
就像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其中的成败得失都是奥林匹斯诸神决定的一样，任何挣扎、抗争都是徒劳的。
可见，“天命”二字是作者有意用来贯穿全书的思想线索。
其次，作为半是神魔、半是历史演义的《封神演义》，除了幻想的线索，还有一条“武王伐纣”的历史线索。
通过这条描写比较客观的线索，可以看出本书的思想价值。
作者一方面揭露了纣王的无道:设炮烙，置肉林，造虿盆，剖孕妇，敲胫骨;为政不仁，不恤臣民，宠信群小，杀戮大臣，沉湎在酒色之中，致使朝政日非，人心离散，民怨鼎沸，诸侯侧目。这是武王伐纣的原因。
同时，作者还仔细地描写了武王及八百诸侯奋起反商的过程，并反复阐述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
可见，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