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完成惊险的救困解危的英雄行动，在戏曲舞台上属于“短打”一派，后代的侠义主要继承了这一类。
另一类则先是个人行侠，后加入集体，表现出豪侠的群体性，如《水浒传》、《杨家将》等，发展为英雄传奇，它们已不单是个人行侠，而是集体反抗。
他们已不单单是靠个人的飞檐走壁或拳术刀法，而是运筹帷幄，行军布阵，设伏打援，战场拼杀，展开千军万马的武装斗争，豪侠也变成了武将。
在戏曲舞台上属于“长靠”一派，脱离了侠义的范畴。
明代侠义并不发达，虽然《水浒传》等作品也含有侠义的成分，但它已脱离侠义，发展为英雄传奇。
而此较典型的侠义，却在清代中叶以后出现，《绿牡丹》可以说是长篇侠义的先声，《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则是侠义与公案结合的产物。
这以后，《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又逐步从公案侠义的合流中分流出来，成为独立的武侠。
在宋元明之前，豪侠主要是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它们或与豪强恶霸作对，救助贫弱百姓，或向官府朝廷挑战，炫耀自己的武术本领。
他们大多属于下层人民，或飘忽不定，或隐姓埋名，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
当然这种个人反抗、个人复仇、个人英雄主义并不可取;但它毕竟是被压迫的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反抗意识的表现，在无望中寄托的幻想。
到了《三侠五义》，公案与侠义结合，侠客成了清官的助手。
他们在忠与奸的斗争中，站在忠臣的一边与奸臣作斗争，为皇帝讨伐篡权反叛的奸臣贼子，还没有直接与农民起义作对。
而《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中的侠客，则在清官的统率下，灭盗平叛，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与鹰犬。
侠客从代表人民的愿望向封建秩序挑战，再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向乱臣贼子作斗争，再转变为统治阶级的刽子手去镇压人民，这样，侠客的光彩尽失，成为罪恶的化身。
《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则又展开了教派门户之争，主要是个人恩怨，教派争斗，又杂以神怪妖法，这种单纯的侠客个人复仇，没有多少社会意义。
从中国古代演变史来考察公案侠义，就其总体来说，它并不代表史前进发展的潮流，而是表现了逆转的趋势。
这种逆转趋势表现为:一是从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又转向群众与作家相结合创作的说书体。
二是从日常生活个性化的描写又转向半人半神的类型化描写。
三是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又转向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歌颂;四是书中正面人物由怀疑封建制度、而不愿为封建统治效劳、成为具有离心倾向的浪子或逆子。
又变成了积极为封建制度效劳、鼓吹为维护封建王朝而建功立业的所谓“英雄豪杰”。
而且从这种发展趋势来看，是越来越差，从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公案侠义发展为有落后或反动倾向的，这种公案在数量上也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只是就公案侠义总体趋势而言，并不排斥某些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
不讳言它的说书体的优点，即情节的惊险与曲折，很有吸引力，在老百姓中颇受欢迎，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
不忽视它的创作，为现代武侠提供了素材，积累了艺术经验。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研究公案侠义是必要的，忽视它的存在，在史中一概抹煞，都是不妥当的。
宋元时代的公案，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民间说书艺人创作的公案，它主要叙述冤案的发生和经过，对含冤受屈者寄予很大的同情。
最后，依靠受害者的斗争，冤案得以昭雪，即使有清官判案，也只是在案情大白之后，履行一下判案的司法程序而已，重点并不在歌颂清官的明断。
如《错斩崔宁》，主要写崔宁、陈二姐含冤受屈的悲惨遭遇，由于官府审案“率意断狱，任情用刑”，造成冤案。
案件是由刘大娘子发现凶手，并向官府报告后，才得以昭雪。
《简帖和尚》也是着重叙述由于和尚的奸谋，致使皇甫松休妻，造成夫妻离散的悲剧，最后也是由于杨氏发觉和揭发了和尚的阴谋，冤情才大白于天下。
元杂剧中的公案戏，情况也类似。
这类作品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
另一类，是由承袭前代“公案书”而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宋人编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为宋人编刊的“公案书”之仅存者。此书宋刻残本，只存户婚门这一部分，约六万五千字。
明隆庆三年，盛时选的翻刻本是完整的。
全书共十四卷，分为官吏、赋役、文事、户婚、人伦、人品、惩恶七门，约有二十二万字。
它主要收录了一些著名官吏明敏断案、平反冤狱的记载或士大夫自己的判词;供为官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