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良影响。
另一派是创作派，他们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待历史演义。
反对照搬历史，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的审美特性。
明代文学家谢肇浙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
谢肇浙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历史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着眼艺术的审美意象，只要“情景造极”，达到审美要求就可以了，“不必问其有无”。
谢肇浙在这里是泛论文学作品与史传的区别，而不是专指历史演义。
像是明崇祯年间的文学家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说:“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
“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
袁于令这段话，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明确地区分了历史着作和历史演义。
“正史”是“传信”，要“贵真”，而历史演义是“传奇”，要“贵幻”。
这里的“幻”包括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夸张、想象等。
袁于令在指出艺术虚构重要性时，没有涉及一个问题，即历史的艺术虚构是否有限度。
如何区别历史和其它，清康熙年间，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金丰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演义如何掌握虚实之间的界限问题。
他认为重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性格应该“实”，故事则可以“虚”。虚实相生，就会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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