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世情(包括人情和讽刺)，神魔(包括志怪和神魔)三种，也是写历史、写现实、写神怪。
中国古代重大题材多，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
儒家思想是以伦理化、政治化为特征的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因而选择重大题材是作家的神圣使命。
作家相当自觉地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
因而历史、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谴责讽刺就应运而生了。
即使灵怪神魔与佛教道教的流行有关，但仍以儒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通过灵怪神魔故事，达到教化的目的。
中国古代题材的特点，使古代优秀总是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社会正义，而不要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里。
总是在作品中高扬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鼓舞人民为美好前途而斗争，而不要消极颓废、意志消沉。
西方强调个***，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但是，他们中的英雄人物可以置国家人民的命运而不顾，不是战斗在战场，而是决斗于情场，这在中国古代，在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中国古代中也有些作品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教科书。中国古代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
3、人物塑造: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从实录到虚构、从类型化人物到类型化典型、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发展过程。
像是唐朝以前的还属于记述怪异和实录人物言行的阶段，没有自觉地创造人物形象。
到了唐传奇开始进行艺术虚构，在故事情节开展中注意刻画人物。
但是，人物刻画还服从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个性不够鲜明，人物还处于类型化阶段。
到了宋元话本出现，注意把故事情节的曲折开展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统一起来，在类型中有了个性。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游传》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类型化典型形象。
这些类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
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浑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
这些典型人物没有西方中人物“灵与肉”的搏斗，没有忏悔与赎罪意识，没有人格的分裂。我们不能以西方为标准来贬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比较适合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太适合表现日常生活。
比较适合表现英雄人物而不太适合表现细民百姓;比较适合表现雄浑粗豪的风格不太适合表现细腻温柔的情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利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
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中国古代艺术经验的积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古代逐步达到个性化典型的成熟阶段。
4、结构与语言:西方是先有长篇后有短篇，而中国则相反先有短篇后有长篇。
因而，中国古代的结构也不同于西方。
文言深受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
大部分文言都是传记体。白话短篇基本上也是人物传记的体例。
总之无论文言或白话短篇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中几件重大事件，有头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那样横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写一个瞬间的心理活动。
长篇一部分由“讲史”发展而来。
说话艺人依据的重要材料是史书，受《史记》分为传记合为通史体例的影响;“说话”艺人要把长篇故事分若干次讲完，一次讲述一个故事，这就造成“讲史”话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
长篇另一部分由“”演变而成，这类长篇更是短篇连缀体。
到了《金瓶梅》出现，长篇才摆脱了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
史传文学是历史家为历史人物作传，说话是说书人讲述人物故事。
因此，中国长短篇多是第三者叙述而没有第一人称的写法;大多是顺序叙述人物和事件，极少运用倒叙、插叙手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在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存在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
文言语言的精练准确，白话语言的生动活泼，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其次，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互结合，相互学习，既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矿藏又有文人创作的锤炼加工，使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三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诗、文、词、曲以及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在语言方面都有着辉煌成就，为语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