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乱不惊是这类原本看来平凡无奇的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也正是她们侠者的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
还有就是二者狭义女性类型异同分析。
这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就是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形象都有一些类似的普遍特征。
首先，她们都具有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
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封建制度下，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下。
但在艰难的处境中，她们仍然保持着善良、坚忍、忠贞、孝顺的传统美德。
如唐传奇《谢小娥传》中谢小娥的父亲、丈夫都在经商时遇害。
谢小娥为了给丈夫和父亲报仇，女扮男装行遍江湖寻找仇人，后又潜入仇家两年多未露行藏，最终得以伺机手刃仇敌。
谢小娥的坚忍、刚烈、聪慧、从容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展露无遗。
《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同样具有这样的传统美德，《庚娘》中的庚娘同样是为夫报仇，整个报仇过程中她的机智果断，处乱不惊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她们都具有明显的相似的性格特点。
无论是唐传奇还是《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她们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中楚楚可怜的弱女子般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才貌兼备、侠肝义胆、智勇双全、情深义长、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面对恶势力面对命运的摆布时，不恐惧不后退，勇敢面对。
如唐传奇中，《车中女子》中的盗侠集团的首领“车中女子”外表美丽，偷取不义之财，救助无辜举人;又如《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不畏于豪门势力，想方设法为父报仇。
所有这些侠义女性形象都集中表现出了上面所说的特点。
第三，她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权的束缚。
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开始一反传统的封建家庭模式，大胆地从家庭走向社会，同男性一样，充当起本该由男性担当的社会角色。
在这些侠义女性的身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妇以夫贵”的影子，她们也不再将“男耕女织”和“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观念作为生活信条，而是首先争取了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游离了男人们的荫封，在人格上获得了非自觉的平等和自由，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权的束缚，向世人展现了她们的“人”的主体意识。
她们比身边的男性更多更好地掌控着生活的航舵(将自己摆上被男人占据已久的位置，堂堂正正地以女儿之身干预着男权事务(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巾帼本色。
如《荆十三娘》中的荆十三娘，在丈夫死后，一个人四处奔走，经商，成为豪富的女商人，而其情人赵进士则毫不愧疚地挥霍着她的钱财。
《崔慎思》中崔慎思的衣食来源也是靠其妻。
《聊斋志异》中更是如此，蕙芳、红玉等侠义女子行侠方式本身就是为他们解决在婚姻、子嗣甚至有的还包括经济等方面的困厄。
这是唐传奇与《聊斋志异》所表现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共同之处。
当然，有相同点自然也有不同点，唐传奇与《聊斋志异》也很好的保留了各自侠义女性形象的独特风貌。
首先，作品中女性的身份有所不同。
《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形象身份与唐传奇中的相比有很大不同，作家的视野逐渐由上层社会转入下层人民的生活。
唐传奇中侠义女侠多是婢女、名门之女及商人，即使她们在身份上有高有低，但是她们平时生活的环境都是上层社会，因而其人生经历也与上层社会相关。
而《聊斋志异》则独树一帜，其中的侠义女性多是来自下层社会的普通平凡的家庭妇女，的素材都是源自平凡的生活。
不同的社会阶层，侠义女性的个性等方面都会有着很多的差异。
其次，行侠方式不同。
要知道自古以来大家认知中的侠客大多具备以下两大特点，分别是武艺高强，和喜爱扶贫济困。
因此唐传奇中的侠义女性大都是身怀绝技，武艺高强，多是通过武功行侠。
即使她们嫁人生子，但这仅仅只是她们用来掩护自己身份的手段或者是她们原本的婚姻生活的一部分。
而《聊斋志异》中的侠义女性除却传统的武艺行侠，更多了以性行侠的方式，嫁人生子成为她们行侠仗义的方式。
如《侠女》中的侠女，在顾生因家贫“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虚”的困境中，以处子之身在还没有成婚的情况下为顾生延续血脉生下儿子，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侠义之举。
在顾母向她说出心里话“深以祧续为忧”后，一向冷若冰霜的侠女竟主动挑逗顾生，以未嫁之身与他私通，急人之所急，送给了恩人顾生母子最缺少也是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健康聪慧的男孩。
最后在顾生死后，她的儿子也功成名就，并为祖母送了终，侠女的侠义之举既成全了顾生的孝心，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