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考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在上海考试期间，我曾专门到上戏附近的幼儿园去问过，像婷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我也到街道里弄去打听过寄放孩子的价钱，即便是条件很差的人家，连吃带用一个月最少也要交60元钱，也就是说，交完托儿费我的全剖收入就只剩10块钱了，虽然进修费由单位帮我出，但我又要吃饭又要买书，10块钱根本无法生存。
左右为难之际，又是母亲向我伸出援手，让我把婷儿再次送到湖北。可是这次我却不能接受母亲的好意。因为我弟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婷儿推给母亲，让母亲同时带两个婴幼儿，不是要减我妈的寿命吗？我可不能这样自私！
如果把孩子寄放在成都，我自己走上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我到上海考试的那20天婷儿在私人幼儿园已经遭了不少罪，不良后果好不容易才消除掉，我可不敢重蹈覆辙。
就此放弃到上海读书的宝贵机会吗？我还是不甘心。作为最后一种选择，我找到了婷儿的生父，希望能让婷儿在他身边生活两年。可他也有他的难处。眼看走投无路，我便给余秋雨老师写信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允许我在成都读书，到上海考试？没想到，余老师居然说服院领导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我越想越觉得用函授方式读上戏实在太划不来了，还不如在成都在职自学电大，还可保留一个脱产到院校进修的机会。
就这样，我错过了和余秋雨老师的师生缘。半年后余秋雨老师路过成都，想见见我，但不知为什么答应通知我的那位女剧作家没有通知我。两年后，余秋雨老师来信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我自知英语过不了关，只能回信说“谢谢你”。
说来也奇怪，这种有缘无份的情景竟然也发生在我父亲和余秋雨之间几年后，我万分惊讶地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看见我父亲的身影！那时候，余秋雨的大名已经和《文化苦旅》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国内国外都好评如潮。余秋雨在“后记”中写道：“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五位中文系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余秋雨当然不知道，这组评论的作者就有我父亲严可，鄂西大学学报的这个笔谈就是他发起的，虽然我父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课的吸引力，但《文化苦旅》的确使他深感“高山流水遇知音”。余秋雨说自己“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太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当我看到这段“后记”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这种有线相知无缘见面的情节重复发生在我们父女身上，简直让人怀疑冥冥中真有一种宿命的力量。
放弃师从余秋雨的机会，可以说是我为婷儿做出的最大牺牲，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十几年来，我一想起这些就深感惆怅，以至于忍不住说了这些题外话。好在婷儿培养得十分成功，我的牺牲也算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严格地说我甘愿为婷儿牺牲的行为，仍然停留在“血缘爱”的范畴。在我看到婷儿寄放在私人幼儿园的不良后果之前，我对“血缘爱”的重要性是缺乏认识的。
因为“血缘爱”是盲目的、朴素的爱，以满足亲人心理需要为主，主要设法满足孩子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是所谓“水往低处流”的“单向”的爱。高尔基曾批评说：“这是连母鸡都会的。”在教育学家眼里，这种低级的“血缘爱”只有升级为“教育爱”（即有育儿成才的理想、目标和信念；讲究爱子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在满足孩子必要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和情趣；建立民主的、相互关心的“双向”爱的关系等），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当我看到婷儿在缺乏“血缘爱”的环境里的可怕变化之后，才真切地认识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教育爱”虽然最重要，“血缘爱”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有高尚牺牲精神的爱并非只能来自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孩子连“母鸡都会的爱”都得不到，又怎能享受得到更加高级的“教育爱”呢？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忍痛去牺牲吧！买书专挑名著，熏陶审美情趣
听说我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却不去读，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好在李累主编非常理解我的苦衷，支持我兼顾工作、自学和孩子的决定。于是，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向前运行。
有小保姆帮着照料婷儿，我总算可以多用一些业余时间准备电大的期末考试了，但晚饭后到婷儿睡觉之前这段时间我还是用于她的早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