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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南斯拉夫既是东欧共产党国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头攒攒的人群中，看到了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迳直朝他走去。雷阳回避了。在那几年，每逢这种场合，中国外交官一知道面对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国人，就会马上中断接触。
雷阳回避了几步以后，发觉斯托塞尔还是迳直朝他走来，还加快了步子。雷阳赶紧后退，带着罗翻译，向主人告辞，走出大厅，下了一段楼梯。斯托塞尔穷追不舍，追出大厅，也来到楼梯，用波兰话喊了起来：“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罗翻译应了两句，望了望雷阳。雷阳不打算跟美国人谈下去，带着翻译，下了楼房，钻进小车驶回大使馆去了。
好几个眼尖的西方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个小插曲。第二天就传遍了世界。
斯托塞尔急于找雷阳接触，事出有因。九月九日，斯托塞尔到白宫对总统作例行的礼节性拜会。当基辛格与他在等待见尼克松时，基辛格同他打了招呼，请他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使节，说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据说，十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在华沙的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接触中国外交官。大约是斯托塞尔觉得没有接到自己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示，他竟对基辛格的电报置之不理。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了内容相同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如此又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发出第三封电报，到十一月下旬还是毫无动静。据说，基辛格只好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斯托塞尔这才着急了，就发生了十二月三日他迫不急待地追雷阳的插曲。
雷阳当时一定被斯托塞尔的出格做法吓坏了。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这件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在“文革”动乱中的一九六九年，人们是不难理解雷阳躲避美国人接触的心理的。自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最革命的口号。造反派砸外交部党委，封办公室的门，要“打倒陈毅”，“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陈老总被揪去批斗。使馆的造反派还在外国散发毛主席语录，让大使在国外下跪。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请外宾吃饭，把人家下面的普通外国人司机、伺者之类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却被冷落，甚至让人家站着。……更严重的是，还搞了“三砸一烧”。砸了缅甸使馆、印尼使馆、印度使馆，冲进使馆去将人家的国旗撕烂了，把国徽往下扔；在三里屯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把英国记者关了起来，把死猫吊在代办处门口……担任外交官住在国外，难免要跟外国王公贵族、部长显要之类的人物打交道，免不了碰杯祝酒、应酬往来；这在造反派看来，轻的叫“三降一灭”(投降美帝、投降苏修、投降各国反动派和扑灭各国革命运动)，重的应戴上“里通外国、苏美特务”之类的帽子，连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王光美也被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尽管毛主席制止了造反派捣乱，从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开始把外交大权交给周恩来总理掌管，但极“左”的干扰仍然没有消除。
再说，雷阳事前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当然不敢贸然跟美国人接触对话。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大悲剧中，周恩来也免不了在胸前佩挂着毛主席的像章，高举着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本，三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也免不了挥动着红宝书有节奏地打拍子，指挥狂热的红卫兵小将高唱《大海航行舵手》。
但是，稍为细心的人会发观，周恩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笑声了！人们没有忘记他在跟电影艺术家们一起欢庆颁发百花奖的时候，在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将军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头往后仰．朗声大笑的时候，神态是那么兴奋，笑声是那么富于感染力。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体重渐渐减轻，身体渐渐消瘦，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方下巴因削瘦而显得轮廓分明，那双有名的眼睛更灵活更敏感，但是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显得更深邃，含着深深的忧虑。
他尽管还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要职，在许多重大问题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的处境，要比一般人知道的要艰难得多。江青利用二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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