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共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打倒他。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中所用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当时党中央请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李《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这个启事，既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彻底地揭露了敌人。事实上，早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出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了上海，进入苏区。红卫兵用小报在全国到处散布：“伍豪脱党叛变，伍豪就是周恩来……”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反周风浪。当年曾经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深知“伍豪启事”全过程的康生，装聋作哑，拒不说明真相。周思来只得找来当年有关“伍豪启事”的历史资料，写信报告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那时，林彪成了红得发紫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代替了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可以宣布打倒另一个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无可奈何。贺龙、刘少奇、陶铸三位领导人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先后含冤去世。周恩来没有办法。
正因为周恩来处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明察国内外形势，通观全局，更为忧虑。当时，毛主席认为世界上虽然动荡得比较厉害，但一时还不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个空隙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且不论我国的邻居日本及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怎么利用了世界上这个动荡的空隙来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起飞)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即一九六九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企业处于停产闹革命的状况。铁路运输处于半失控状态。军队装备落后，训练素质十分低下。国防部曾被造反派当作敌人的堡垒来冲击。我军难得的一批富于战争经验的将帅们，被批、被斗、被关。而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冲突。苏军大兵压境，中苏两国的战争几乎一触即发。国家危如累卵。周恩来的确是忧心如焚！他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挽狂澜。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在会见周恩来时，马纳克说奉戴高乐总统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内容说，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捎给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听了这个口信，是心存怀疑的。他没有忘记尼克松过去多次发表的反对中国的言论，因而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可是，他对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解决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障碍之所在。马纳克是对亚洲问题深有研究的外交家，认为需要将台湾问题放到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大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的。马纳克觉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在开头。马纳克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不久，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亦分别将信息传了过来。十一月间，巴基斯坦渠道又传来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为了表明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政府打算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自从一九五O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奉命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表明美国对蒋介石是承担了义务的。美国政府决定撤走这两艘驱逐舰。同时说，这只是作为一种诚意，不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承担防御的义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目的，是表明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
十二月三日，雷阳将斯托塞尔要与他接触的情况电告国内。周恩来看了忍不住笑了，同时批评外交部领导的工作做得不够细，情况发生了变化后，对驻东欧使馆的人员与美国人接触，应该有一个内部通报。让外事人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周恩来很爱护地批评了这件事。因为中美双方怒目相视二十年了，要改变这个习惯，也确实不易。外交部只好采取办法补救，发了电报给雷阳，告诉他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来做客、谈天。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上报毛主席后，又亲自过问，释放了自从二月十六日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七月份释放的两个美国游客无关。)这两个美国人，问题比较复杂，游艇里设备很多，也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理很费时间。全面审查结果，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根据事实，亦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释放了这两个美国人。周恩来亦通知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停止两艘驱逐舰巡逻的答复。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双方安排得如此微妙，既没有任何接触，又保持了各自的风度与尊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