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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时，哈齐·穆罕默德·哈齐·达达赛被认为是纳塔耳印度侨民中最孚众望的领袖。就经济上说，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是他们当中的头子，但是在公众事务上，他和别的人总是把第一位让给哈齐·穆罕默德赛。因此就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并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
志愿人员进行了登记。在纳塔耳侨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杜尔班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都出席了，他们负责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会上来，这些人全都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
当地很多商人自然都登记了，其中值得提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巴希·罗斯敦济当然也在内。担任文书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诸位先生，他们都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员。他们全都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居然也分担了一部分公众工作。象这样被邀请来参加这种工作还是他们生平头一次。面对着整个侨团所遭受的苦难，所有高低、贵贱、主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差别，全都被忘却了。所有的人全都象是祖国的儿女和公仆。
这个法案已经或者即将。从讨论中的发言看来，没有印度人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表示反对，这个事实竟被认为他们不配享受选举权的佐证。
我在会上就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一个电报给议会的议长，要求他延期对这个法案作进一步的讨论。同样的电报还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议长很快便来了答复，答应将这个法案延搁两天讨论，这使我们的心快乐起来。
打算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已经拟好了。这得缮写三份，还得多写一份发给新闻界。
请愿书上还得尽可能征集更多的人签名，而这一切工作必须一夜办完。懂英文的志愿人员和另外几个人搞了一个通宵。有一个老头叫阿瑟先生，因为书法好，负责誊写正本。其余几份则由一个人念，几个人写，就这样同时写好了五份。商人志愿人员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自己出钱雇马车出去征求人家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办完了，请愿书也发走了。
有几家报纸刊载了这个请愿书，并发表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并且引起了讨论。怀有成见的人为原议案进行了辩护，这种辩护显然是很软弱无力的，借此反驳请愿书中所提出来的论点。然而这个法案还是被通过了。我们全都预料到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激动却给这个侨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给他们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印度侨团已经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这个侨团的政治权利和做生意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朋勋爵这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大家决定给他送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不小，也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我们又征集了一些志愿人员，他们全都分担了一部分工作。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起草这份请愿书。我读遍了所有能够得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
我的论点集中环绕在一个原则和一种权宜之计上面。我提出我们在纳塔耳应该有选举权，因为我们在印度也有一种选举权。我吁请保留这种选举权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能够应用选举权的印度人究竟还是少数。
在不到半个月的短时间里，便有一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要在全省征求这么多人签名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尤其是因为进行这件工作的人全都是生手。我们特别挑选了几个能干的志愿人员来担负这件工作，因为大家决定除非签名的人对这份请愿书有了充分的了解，就不勉强他签名。有些村庄分散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依靠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人，才能迅速完成这件工作。而这一点他们确是做到了。他们全都积极地完成了分配给它们的任务。今天当我提笔写这几行的时候，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罗斯敦济，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的形象又明晰地涌现在我的心上。他们征得了最多人的签名。达乌德赛成天不停地坐着他的马车奔跑。而这完全是一种出于爱的劳动，没有人要求过任何开支。达达·阿布杜拉的屋子立刻成为人们川流不息的中心和公众的办公所。有一批受过教育的朋友帮助我工作，还有很多人是在那里吃饭的。所以每一个帮手都要花不少钱。
这份请愿书终于递上去了。我们印了一千份散发出去。它第一次把纳塔耳印度人的情况公诸于世。我把这份请愿书分寄给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报馆和出版社。
《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人的要求。我们还寄了几份请愿书给英国各个党派的刊物和出版社。伦敦的《泰晤士》报支持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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