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47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等因，合行令仰该校长知照。此令。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四日部长€讇讇?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8～550页排印的胡适保存的抄件录出，令文中的三处〈?〉，即系胡适所标出该令文的错误和别字)
该条例经1929年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第44次常会通过；《人权论集》把它附录在罗隆基作《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文后面，大约是当作“压迫言论自由者”的一个实例罢。见该书第115～117页，读者可以参看。
参看胡适致蒋梦麟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7～548页。
1930年2月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致新月书店公函，全文如下：
径启者：本部顷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内开：“为密令饬遵事：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2卷第6、7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该部遵照严密执行具复为要。”等因，奉此，查该刊累载反动文字，早经本部查禁在案。兹奉前因，相应备函转达，即希贵局勿为代售，致干禁令，为要。此致新月书店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0年2月5日1930年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等书，录如下：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训令宣字第37号令各区分部宣传委员为密令饬遵事：案奉市宣传部密令行字第12号内开：“案奉中央宣传部密令：饬为查禁大众文艺编辑、上海四马路现代书局发行之《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及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之《人权论集》两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复并分令外，仰该员切实遵照查禁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该员遵照查禁为要。此令。中华民国19年5月3日宣传委员赵少彝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乱中华”
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于1929年3月又组一个“平社”，准备办一个《平论》周刊，未成；后又拟出一部书，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并有了明确的分工，①但也不见结果。恰好因《新月》谈人权，谈出麻烦来了。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没有明令撤职惩处，却也给学校惹了麻烦。他只好引咎向校董会辞职。《新月》呢?更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适与同人等议论，改弦更张，另换题目，便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再惹麻烦，大家认为必须先写一篇“概括的引论”，以便向社会各界，自然也向当局，表明《新月》同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
还是由胡适先出马。大家公推他来写这篇引论。于是，由胡适起草，经大家讨论，在《新月》第2卷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篇皇皇大文。②这头一炮放得颇为奇特，放出了一个“五鬼乱中华”的奇论!胡适写道：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