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转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509～510页。)
③参看《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4～7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答诸青来)，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见《人权论集》第18～19页。
⑥《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见《人权论集》第30～31页。
⑦罗隆基《论人权》，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5号；见《人权论集》第51页。
⑧《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24页。
纪念周，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所规定的，于每周星期一上午，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员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一种仪式。每次都照例须念“总理遗嘱”，然后“静默三分钟”，然后由主管人员训话，训话又大多千篇一律。后来纪念周便成为例行公事，颇类宗教的礼拜，只没有那种宗教的虔诚罢了。
⑨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13页。
⑩梁实秋《论思想统一》，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3号；后收入《人权论集》。
罗隆基《专家政治》，见《人权论集》第179页。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的副标题即是“对于建国大纲之疑问”。
参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人权论集》第130～137页。
《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有副标题“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原载《吴淞月刊》，《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转载，后收入《人权论集》第145～168页。
陈钟凡，字玄，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劝胡适的事，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册，1929年11月19日。（三版注）
参看梁实秋著《忆新月》，载《秋实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5月出版。
《人权论集?小序》，载该书卷首；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改题为《人权论集序》。台北远东重版本《胡适文存四集》删。
参看蔡元培、张孝若、史济行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5、522～524、540、543～544页。
高梦旦九兄1930年旧历“醉司命夕”致11弟(即梦旦)的信，高梦旦转给胡适，故附贴在《胡适的日记》里，见台北远流版，手稿本第9册，1930年1月29日后。
（三版注）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9年7月2日。（三版注）
1929年9月23日上海《申报》载中央社消息：
上海私立中国公学校长，最近在《吴淞月刊》及《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文字，攻击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各省市党部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处先后呈请中央严予惩办。中央亦以胡适言论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形，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学术研究范围，放言空论。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上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业由中央训练部函请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研究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
国民政府教育部遵令于1929年10月4日，发出训令(字第1282号)，对胡适加以警告。旧中国的这类玩意，今日青年难以见到，录如下：
教育部训令字第1282号令中国公学为令饬事：奉行政院第3276号训令开：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察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