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厂，我把你们的债还了就走……”这只能是个梦。我觉得，曹禹最好的作品应该是《北京人》，《北京人》里最生动的人物应该是曾文清。曾大清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何尝不想飞？可是，翅膀太重，“飞不动了”。这四个字是悲剧的最高境界。艺术家都是有些先见之明的，“飞不动广’岂不是曹高对自己晚年的预感？结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艺术家才有这分敏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种智慧。在清华大学宁；净的图书馆里，他铺开稿纸，工工整整地写下《雷雨》两个字，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四川长江边的小江轮上，他点着油灯，一幕一幕地写，江水拍打着船舶。多少年过去了，除了遗憾之外，还收获些什么呢？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而人生，终究不像戏剧一样，能由戏剧大师随意调度。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接受它吧。
旧掌故，是中国文人的拿手好戏，以致明清两代笔记泛滥成灾，简直像决口的黄河一样滔滔不绝。张中行先生阅时多、读书多、识人亦多，一回忆自然是让逝去的人与书走马灯似地登场。《负暄琐话》倒还可读，到《续话》《二话》就给人以“挤牙膏”的感觉。张先生小说的开头，最爱写那把哑哑的老胡琴’，刚一听到，还颇有韵味，听久了，老是那个调子，便让人生厌了。麦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评：“张先生的情供有三样：大老五米一德，看瓜一枚，葫芦一只，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故事，拉拉杂杂，也就敷衍成一脱好文章。”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车过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在咬着牙进行的黑色阅读中，我不停地与“黑色天才”们淬然相遇；荷尔德林和他的挽歌，米开朗基罗和他十字架上的圣·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萨特和他的墙，海明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无论古希腊悲剧里俄狄甫斯无法抗拒的罪孽，还是犹太人《圣经》中约伯撕心裂肺的呼号，都象征着人类在命运转角处的黑暗。这种黑暗，作为人类的本体而永恒存在，它不是一条能通向光明与解放的坦途，而是与生俱来的重荷。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
我习惯在夏夜最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冰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般，要治病就得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淘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欲哭亦觉无所可哭。合书熄灯后，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夜怕又要失眠了。在迷迷糊糊的梦中，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纸烟，烟上的火花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读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日、德里达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Z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格，只好哀叹“晚岁为诗久所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排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增飘然一枚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