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一二架遇着辈，也淹没在群羊的“阵阵”声里。谁能驱动这群羊？谁能打破这铁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对那些老不成器不晓水的老爷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诩，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很真正崭新的樟子！”
朋友们，放大胆子，敞开心灵，结晶智慧，拿起笔来写少年的文章，从我的这篇文章开始！
1996年12月13日，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曹禹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净的，却又是激荡起伏的。他看见了许多个物，一些人的面孔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灵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风，时时来侵袭他空旷的心灵，但再也没有干树万树梨花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痛功的。
曹禹始终是个青年，始终是那个在清华园里琅琅读书的青年，是剧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烧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日发、接受腿脚的不灵便。精神的年轻与躯体的衰老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的女儿万方悦，“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k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十，我说找儿干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现，计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在于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么样呢‘Z他无法满足。”
他怎样才能满足呢？对于作家来说，只有创作才能令他满足。曹禹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安眠药能让他放松吗？吃了安眠药后，种种潜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多少次地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书，反复说要写，写真实的人。有一次深夜里他连声叫女儿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那时，他的身子软绵绵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灵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找不干。”如实却是：晚年曹禹的创作出现了18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叶绚烂且静美。许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将写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出现创作上的飞跃和升华。曹禹本该如此，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不能提笔。“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f火！”他是怎样忘情地想着“地狱天堂”般的舞台和驰骋于上的伟大演员阿，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这种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还是怪老人？也许是少年不争气，写不出绝妙好文来，所以我们的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们不得不肩着闸门。因为少年中没有人愿意接力，老人也就没办法休息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这样的地步，赵国焉能不亡国？
中国不是少年的国度。连写文章，少年人都比不过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随笔集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写的，八九十岁的老人写的。相反，二三十岁的青年的作品却十分罕见。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看，而“玩物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衰老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有的人进入老年，迟钝了，麻木了。而曹禹则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尼尔，他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的差距，而衰老让这种差距无法弥补和缩短。托尔斯泰是他晚年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托尔斯泰走了”，是踉“苏格拉底死了”一样令人揪心的命题，它像冰山一样横亘在曹禹面前。一谈起托翁，曹禹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几年的痛苦、他像农民一样活着，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大吃、能吃极了，82岁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30年前就想走，没走成。安娜说你一走我就自杀，他不想跨过她的死尸走路。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刚才还希望普通、平凡，现在却又期望伟大、崇高，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怜的老人被悬置在空中。
托尔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禹，还想当托尔斯泰？”这绝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他受得广上帝对现代约伯的严酷惩罚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