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解。”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入首先是“入”。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70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清末陈康棋《卿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官叨年，游历九行省．概论立日前夫省古。归，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抗夫马，斥供张，勒馈堪命，仍若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万贯．可比吉日之和砷。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鸣锣放炮，反倒如丧考批
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蛙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它吊之害千百倍于水蛙，人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
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大腹便便．讲一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事败的官员啦！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5月3日、4日各场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里藏刀，抓住了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惜花献佛，倒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
大陆亦如是也。
顾炎武日：北方之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前者的代表在北京的胡同里可以找到，后者的代表在上海的里弄里可以找到。近年来，关于南人与北人就优孰劣的争论又狼烟四起，殊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1993年夏天，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在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殷海光概括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回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果腹充饥，旱涝交加则只得啃观音土。我认为．1894－1927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入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借水诗话》，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质本洁来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某学者游大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说语》，读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