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