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姐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美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士，书中已无趣。
阮遥好集展，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展，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本知一生当著几量展？”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1961年10月引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流涌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内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企图“不朽”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
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凤的文笔，也足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们竞折腰。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外情便是“长级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参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水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贫乏的贫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春园看月亮，才明白什么是孤寂。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慢／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耻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份；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