壤已遭受“迭加的和几乎永久性的中毒”。生长在未曾使用过砷杀虫剂的麦德特拉那州东部的烟草已显示出砷含量没有如此增高的现象。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第二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关心在土壤里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还要努力知道有多少杀虫剂从污染了的土壤被吸收到植物组织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农作物的类型以及自然条件和杀虫剂的浓度。含有较多有机物的土壤比其他土壤释放的毒物量少一些。胡萝卜比其比当地土壤中还高。将来，在冲植某些粮食作物之前，必需要对土壤中的杀虫剂进行分析，否则，即使没有被喷过药的谷物也可能从土壤里汲取足够多的杀虫剂而使其不宜于供应市场。
这种污染方面的问题没完没了，就连一个儿童食品厂的厂长也一直不愿意去买喷过有毒杀虫剂的水果和蔬荚。令人最恼火的化学药物是六六六，植物的根和块茎吸收了它以后，就带上一种霉臭的品味和气味。加里福尼亚州土地上的甜薯两年前曾使用过六六六，现因含有六六六的残毒不得不丢掉。
有一年，一个公司在凯奥利那州南部签定合同要买它的全部甜薯，后来发现大面积土地被污染时，该公司被迫在公开市场上重新去购买甜薯，这一次经济损失很大。几年后，在许多州生长的多种水果和蔬菜也不得不抛弃。最令人烦恼的一些问题与花生有关。在南部的一些州里，花生常常与棉花轮作，而棉花地广泛施用六六六。其后生长在这种土壤上的花生就吸收了相当大量的杀虫剂。实际上，仅有一点点六六六就可嗅到它那无法瞒人的霉臭味。化学药物渗进了果核里而且无法除去。处理过程根本没有除去霉臭味，有时反而加强了它。对一位决心排除六六六残毒的经营者来说，他所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丢掉所有的用化学药物处理过的或生长在被化学药物污染的土壤上的农产品。
有时威胁针对着农作物本身——只要土壤中有杀虫剂的污染存在，这种威胁就始终存在。一些杀虫剂对像豆子、小麦、大麦、裸麦这些敏感的植物会产生影响，妨碍其根系发育，并抑制种子发芽。华盛顿和爱德华的酒花栽培者们的经验就是一例。在1955年春天，许多酒花栽培者承担了一个大规模计划去控制草莓根部的象鼻虫，这些象鼻虫的幼虫在草莓根部已经变得特别多。在农业专家及杀虫剂制造商的建议下，他们选择了七氯作为控制的药剂。在使用七氯后的一年期间，在用过药的园地里的葡萄树都枯萎了，并死掉了。在没有用七氯处理过的田地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作物受损害的界限就在用药和未用药的田地交界的地方。于是花了很多钱又在山坡上重新种上了作物，但在第二年发现新长出的根仍然死了，四年以后的土壤中依然保留有七氯，而科学家无法预测土壤的毒阵到底将持续多长时间，也提不出任何方法去改善这种状况。直迟至1959年3月联邦农业局才发现它自己在这个土壤处理问题上宣布七氯可对酿酒植畅施用的错误立场，并为时已晚地收回了这一表态。而与此同时，酒花的栽培者们则只好寻求在这场官司中能得到些什么赔偿。
杀虫剂在继续使用着，确实顽固的残毒继续在土壤中积累起来，这一点几乎是无疑的：我们正在向着烦恼前进。这是1960年在恩尔卡思大学集会的一群专家在讨论土壤生态学时的一致意见。这些专家总结了使用像化学药物和放射性“如此有效的、但却为人了解甚少的工具”时所带来的危害：“在人类方面所采取的一些不当处置可能引起土壤生产力毁灭的结果，而节肢动物却能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