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厚－半。然而这并不是它们所做的一切；它们的洞穴使土壤充满空气，使土壤保持良好的排水条件，并促进植物的根系发展。蚯蚓的存在增加了土壤细菌的消化作用，并减少了土壤的腐败。有机体通过蚯蚓的消化管道而被分解，土壤借助于其排泄物变得更加肥沃。
然而。这个土壤综合体是由一个交织的生命之网所组成，在这儿一事物与另一事物通过某些方式相联系——生物依赖于土壤，而反过来只有当这个生命综合体繁荣兴旺时，土壤才能成为地球上一个生气勃勃的部分。
在这里，对我们有关的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无论是作为“消毒剂”直接被施入士壤，无论是由雨水带来（当雨水透过森林、果园和农田上茂密的枝叶时已受到致命的污染〕，总之，当有毒的化学药物披带进土壤居住者的世界时，那么对这些数量巨大、极为有益的土壤生物来说，将会有什么倩况发生呢？例如，假设我们能够应用一种广谱杀虫剂来杀死穴居的损害庄稼的害虫幼体，难道我们有理由假设它同时不杀死那些有本领分解有机质的“好”虫子吗？或者，我们能够使用一种非专属性的杀菌剂而不伤害另一些以有益共生形式存在于许多树的根部并帮助树木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菌类吗？
土壤生态学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科研项目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已被科学家们所忽视，而管理人员几乎完全不理睬这一问题，对昆虫的化学控制看来一直是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土壤真能忍受引人任何数量毒物的欺侮而不进行反抗。土壤世界的天然本性已经无人问津了。
通过已进行的少量研究，一幅关于杀虫剂对土壤影响的画面正在慢慢展开。这些研究结果并非总是一致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土壤类型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在一种类型土壤中导致毁坏的因素在另一种土壤中可能是无害的。轻质沙士就比腐植土受损害远为严重。化学药剂的联合应用看来比单独使用危害大。且不谈这些结果的差异，有关化学药物危害的充分可靠的证据正在逐步积累，并在这方面引起许多科学家的不安。
在一些情况下，与生命世界休戚相关的一些化学转化过程已受到影响。将大气氮转化为可供植物利用形态的硝化作用就是一个例子。除莠剂2．4-D可以使硝化作用受到暂时中断。最近在佛怫罗里达的几次实验中，高丙体六六六、七氯和B在施用后的一年中都保持着严重的有害作用。在其他的实验中，六六六、艾氏剂、高丙林六六六、七氯和DDD全都妨碍了固氮细菌形成豆科植物必需的根部结瘤。在菌类和更高级植物根系之间那种奇妙而又有益的关系已破严重地破坏了。
自然界达到其深远目的是依赖于生物数量间巧妙的平衡，但问题是有时这种巧妙的平衡被破坏了。当土壤中一些种类的生物由于使用杀虫剂而减少时，土壤中另一些种类的生物就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从而搅乱了摄食关系。这样的变化能够很容易地变更土壤的新陈代谢活动，并影响到它的生产力。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使从前受压抑的潜在有害生物从它们的自然控制力下得以逃脱，并上升到为害的地位。
在考虑土壤中杀虫剂时必须记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它们非以月计而是以年计地盘据在土壤中。艾氏剂在四年以后仍被发现，一部分为微量残留，更多部分转化为狄氏剂。在使用毒杀芬杀死白蚁十年以后，大量的毒杀芬仍保留在沙土中。六六六在土壤中至少能存在十一年时间；七氯或更毒的衍生化学物至少存在九年。在使用氯丹十二午后仍发现原来重量的百分之十五残留于土壤中。
看来对杀虫剂多年的有节制使用仍会使其数量在土壤中增长到惊人的程度。由于氯化烃是顽固的和经久不变的，所以每次的施用都累积到了原来就持有的数量上。如果喷药是在反复进行的话，那么关于“一英亩地使用一磅DDt是无害的”老说法就是一句空话。在马铃薯地的土壤中发现含DDt为每英亩15磅，谷物地土壤中台19磅。在一片被研究过的蔓越桔沼泽地中每亩含有DDt34.5磅.取自苹果园里的土壤看来达到了污染的最高峰；在这儿，DDt积累的速率与历年使用量亦步亦趋地增长着。甚至在一个季节里，由于果园里喷撒了四次或更多次DDt，DDt的残毒就可以达到每英亩30——50磅的高峰。假若连续喷撒多年，那么在树棵之间的区域每英亩会含有DDt26一60磅，树下的土中则高达ll3磅。
砷提供了一个土壤确实能持久中毒的著名事例。虽然从四十年代中期以来，砷作为一种用于烟草植物的喷撒剂已大部分为人造的有机合成杀虫剂所替代，但是由美国出产的烟草所做的香烟中的砷含量在1932一1952年间仍增长了300%以上。最近的研究已揭示出增加量为600%。砷毒物学权威h·S·赛特利博士说，虽然有机杀虫剂已大量地代替了砷，但是烟草植物仍继续汲取砷，这是因为栽种烟草的土壤现已完全被一种量大、不太溶解的毒物——砷酸铅的残留物所浸透。这种砷酸铅将持续地释放出可溶态的砷。根据赛特利博士所说，种植烟草的很大比例的土地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