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２２）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了。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２３）。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但也都不要紧。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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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２）“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和下一标题“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均见《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
（３）“批评工作的开始”等语，见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批评工作的开始》。（４）“《心的探险》。实价六角”等语，见未名社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版权页后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下一句引语出处未详。
（５）“幽默与批评的冲突”，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请大家认清界限》。（６）亚拉借夫鲁迅所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个人物。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使我想像到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哥哥尔，通译果戈理（Ｈ．Ｂ．YLZLM[，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死魂灵》等。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中说：“希望鲁迅先生保守着‘孤独者’的尊严，写一部死魂灵出来。”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著有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琐记两则》中说：“我希望未名社诸君……去接触罗兰的精神。”（７）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这里所引的故事见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览僻地。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左右牵掣，莫知所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心顿息。”
（８）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这是模仿高长虹的文句，高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
（９）“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发表的《答国民大学Ｘ君》中说：“‘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十一二岁时我从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已经知道了。”彪门书局，应作彪蒙书室。这里所说的课本，当指清代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彪蒙书室出版的初级蒙学用书《格致实在易》。（１０）给……原为高长虹在《狂飙》周刊陆续发表的一组情诗的标题。这一节的文字，皆集自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的文章，并略加改变而成。
（１１）光华书局一九二五年创办于上海，当时的经理是沈松泉。《狂飙》周刊和《狂飙丛书》第三种皆由该局出版发行。（１２）《莽原》文艺性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１３）《狂飙》周刊，高长虹、向培良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附《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复刊，由光华书局出版，次年一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