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并且为了某 个朋友或上级的一些重大而又重要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相等的利益。一个人因为认 为别人的贡献使他们更有资格担任自己的职位——取得这个职位曾经是他的抱 负——而放弃了自己在这一职位上的权利；一个人为了保护朋友的生命——这是 他认为更为重要的东西——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行为都不是出于人道， 也不是因为他们感知有关别人的事情比关涉自己的事情更为敏锐。他们两者不是 用自己看待两种对立的利益时所天然具有的眼光，而是用他人天然具有的眼光来 考虑那两种利益。对每个旁观者来说，他人的这种成功或保护确实可能比他们自 己的成功或保护更富有吸引力；但是他们自己却不可能如此看问题。因此，他们 在为了这种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时，一般都按旁观者的情感来调整自己 的情感，并且根据他们所感受到的对那些事物的看法，通过作出某种高尚行为的 努力，必定自然而然地想到第三者。那个为了保护其长官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生命 的士兵，如果自己毫无过失而发生那个长官的死亡，那么或许感触极少；而落在 他自己身上的一种非常小的灾难却可能激起一种非常强烈的悲伤。但是，当他努 力行动以便获得称赞并使公正的旁观者理解他行动的原则时，他感到除他自己之 外，对每个人来说，他自己的生命同长官的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感到当他 为了保护长官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每个公正的旁观者所天然具有的理解 力都会认为他的行动是非常合宜而又令人愉快的。
热心公益的精神所作出的更大努力也正是这样。如果一个年青的军官牺牲自 己的生命以使其君主的领土得到些微的扩大，那并不是因为在他看来获得新的领 土是一个比保护自己的生命更值得追求的目标。对他来说，自己生命的价值远远 超过为他所效劳的国家征服整个王国的价值。但是，当他把这两个目标加以比较 时，他不是用自己看待这两个目标时天然具有的眼光，而是用他为之战斗的整个 民族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对整个民族来说，战争的胜利是至关紧要的，而个人的 生命是无足轻重的。当他把自己摆到整个民族的位置上时，他立即感到，如果流 血牺牲能实现如此有价值的目标，他就无论怎么浪费自己的鲜血也不过分。出于 责任感和合宜感这种最强烈的天性倾向，其行为所具有的英雄主义便体现在这种 对自然感情的成功抑制中。有许多可敬的英国人，处于个人的地位会因为一个畿 尼的损失而不是为米诺卡民族的覆灭而深感不安。然而，如果保卫这个要塞是他 们的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则他们宁愿上千次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由于自己 的过失而让它落入敌人之手。当布鲁图一世由于他的儿子们阴谋反对罗马新兴的 自由而把他们判处死刑时，如果他只考虑到自己的心情，那么他似乎为较弱的感 情而牺牲了较强的感情。布鲁图自然应该痛惜自己儿子们的死亡，这种心情比罗 马由于不做出这样大的惩戒而可能遭受的痛苦更为深切。但是，他不是用一个父 亲的眼光，而是用一个罗马公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如此深切地浸沉在后一种 品质的情感之中，以致丝毫不顾他和儿子们之间的血肉关系；对一个罗马公民来 说，即使是布鲁图的儿子，在同罗马帝国最小的利益一起放在一个天平的两边时， 似乎也是不屑一顾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其它所有这类情况下，我们的钦佩与 其说是建立在效用的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建立在这些行为的出乎人们意料的、因 而是伟大、高尚和崇高的合宜性的基础上。当我们开始观察这种效用时，不容置 疑，它给予了这些行动一种新的美感，并由此使它们更进一步博得我们的赞同。
然而，这种美，主要通过人们的深思熟虑才能察觉出来，决不具有一开始就使这 些行为受到大多数人的天然情感的欢迎的性质。
可以看到，就赞同的情感来自效用的这种美的知觉作用而论，它和其他人的 情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一个人同社会没有任何联系也会长大 成人，他自己的行动仍然会因其所具有的有利或不利的倾向而使他感到适意或不 愉快。他可以在谨慎、节制和良好的行动中觉察到这种美，而在相反的行为中觉 察到丑恶；他可以以我们在前一场合用以看待一架设计良好的机器的那种满足， 或者以我们在后一场合用以看待一个非常笨拙而又粗陋的发明的那种厌恶和不 满，来看待他自己的性格和品质。然而，由于这些概念只关涉爱好问题，并且具 有这类概念的全部脆弱性和微妙性，而所谓爱好正是建立在这类概念的适当性之 上，所以，它们可能不会被一个处在这种孤独和不幸境况中的人所重视。即使它 们在他同社会有所联系之前出现在他面前，也决不会由于那种联系而具有相同的 结果。他不会在想到这种缺陷时因内心羞愧而沮丧；也不会在意识到相反的美时 因暗自得意而振奋。在前一场合，他不会因想到自己应当得到报答而狂喜；在后 一场合，他也不会因怀疑自己将会得到惩罚而害怕。所有这些情感意味着一些别 人的想法，他是感觉到这些情感的人的天生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