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经济人”天生具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 它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斯密以有的人对时间的准确性并不严格， 对手表计时的准确性却十分挑剔为例，来论证人天生具有的创造性，或曰对发明、 改良和革新的“迷恋”。斯密认为，正是这种“迷恋”激起了人们辛勤工作的热 情，鼓励着人类去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在中写道：“天 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 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 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 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 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 行车大道。”斯密对人们追求利得的这种论述，在他的《国富论》中是当作一种 常识加以接受，并进行发挥的。
第二，为追求财富而“极度”地工作是出于实现和维持他的社会地位的需要。
在斯密看来，人需要同伴的同情，而同伴的同情更倾向于同情自己的快乐而不是 悲伤，所以在旁观者面前，每个人都把夸耀财富、掩饰贫穷作为动机。他说：“按 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就是“引人 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他认为，人们肉体所需的 必需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满足”，他们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由于 “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他说：“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 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 辱。……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 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 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
从斯密的这些论述看来，他实际上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追求财 富的动因的；但他却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这就使他 的研究偏离了正确轨道。这正是斯密的阶级局限性的反映。尽管在《国富论》中 着重了经济因素的分析，他的这些弱点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在 中它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斯密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合理的完美的， 因此，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格化的“经济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描绘成富 有“同情心”并有种种美德的人。
无论怎样，斯密在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 是相同的，一致的，即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的。例如，他在中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他把改善自身生 活条件看作“人生的伟大目标”。这种论述在《国富论》中发展成为表述自利行 为动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 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可见，和《国富论》这两 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狭、细目的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不同，如 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 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在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 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 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 而不是“自私”。他是在轻蔑的意义上使用“自私”这个词的，他把“自私”和 “贪婪”相提并论，而赞扬“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
在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一短语，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 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因 此，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润的资本 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 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的这些 论述为前提的。
（三）和《国富论》之间的有机联系，还集中表现在斯密对 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统一论述中。
斯密对利己心的论述，十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一著名短语，在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一次。在 中，他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 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 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 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