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藏书楼的。当时是怕《新安县志》可
能树大招风名高受累，先送出为妙，其余的不妨缓缓而行，这就造成了
不应有的迟延，当家人不堪满屋书刊的拥挤时，中文大学表示愿意造单
全收（事后清点造了一份书单送家人留念），这些藏书就被如释重负地
转移到山明水秀的沙田学府中去了。当时曾使一些内地的朋友闻讯惋
惜。现在香港既然回归祖国大家庭有期，香港的公物将来也就是国家的
公物，楚弓楚得，也就没有什么可憾了。
叶灵凤藏书虽多，藏画册虽多，藏画却很少。使他说起来就显得面
有得色的，不过是汉武梁祠画像的拓片，和毕加索、马谛斯作品精美的
印张而已。前面提到过他“曾”是画家，那是由于他从上海到香港之后，
就一直与作画绝缘，自我放逐于画家的行列，尽管他还是喜欢他从事过
的西洋画。
他放弃了作画，集中精力于写文章，天天写。正象他的藏书一样，
他的写作大体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读书随笔（渊博），一类是香港
掌故和风物（精通），一类是抒情的小品（隽永）。由于差不多都是为
报刊而写的，一般文章都不长。六十年代以后，出了成十本不算厚的书：
、《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张
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晚晴杂记》、……特别是抒情
小品，象着墨不多的山水写意画，最是淡而有味。所抒的不少是怀乡爱
国之情。早年写过的小说不再写了；翻译却有一些，如茨魏格的小说、
纪伯伦的小品之类。此外，也写过一些为稻粱谋才写的东西。在他身后，
留下了大量的遗稿有待于整理出版。
他用过的笔名有林丰、叶林丰、霜崖、柿堂、南村、任诃、任柯、
风轩、燕楼……有时就用叶灵凤。晚年用得最多的是霜崖。
他也有过写一两个长篇的念头，想写的是以长江、黄河分别做主角
的《长江传》、《黄河传》，却只是蓝图初画于胸中而已。
他主要是在自己编的《星座》上写文章，也长期在左派报刊上写文
章，到他晚年，在他所工作的《星岛日报》里，他已经被人看成左派了。
他怎能不左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左右壁垒分明，不相往来的香港
社会中，他不避和左派来往，又在左派报刊写文章，每年还参加“十一”
国庆的庆祝活动，应邀到广州参加广东作协的活动，应邀到北京参加国
庆观礼和李宗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作家身份参加），不时参加接待
过境的北京、上海的作家……这就够他左的了。这左，其实就是拥护社
会主义的新中国。
三十六、七年，他一直在香港，有几次短暂的离开，就是这样去广
州，去北京、南京、上海……台湾，没有去过；日本，去过一次，别的
外国，没有去过。
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五十年代以后），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也就
是关在书里，对外的活动不多。很可记忆的一次活动是：主持把萧红的
骨灰迁移到广州。在香港完成了《马伯乐》的萧红，也在香港完成了自
己短暂的一生。那时正是日军占领香港的第二年，兵荒马乱，她被草草
埋葬在浅水湾海滨。一九五七年，那里要修建旅游设施，萧红的坟有被
毁于一旦的危险，文化界的朋友发起为她迁墓，广东作协表示欢迎迁葬
于广州。萧红在港无亲人，这就由他和陈君葆出面办理，而由他在一群
文化界朋友的陪同下，亲送骨灰到深圳，由广东的几位作家到罗湖桥头
相迎。萧红的骨灰后来葬在广州的银河公墓（这件事也可以为他添上左
的一笔吧）。
至少在香港，他是并没有“转向国民党方面”的，尽管和国民党的
人有所往来。一般被认为右或中间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
接触。这样，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
人认为他右，甚至于在他去世之后，还有生前和他有来往的极个别的左
派人士说他是“汉奸”的。真是难矣哉！在他晚年，他的名字有时和一
些老作家如曹聚仁、徐訏……这些名字一起被提到。
他曾经想和朋友们办一个文艺刊物，连名字都想好了：《南斗》。
但始终未能如愿，朋友们都不是有钱人，他除了工资就是为数不多的稿
费（尽管天天写，他却不是日写万言以至两三万言的“爬格子动物”），
除了分担八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