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我思想负担越来越重，我开始后悔来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读书。如果要转学的话，附近的清华附中是一个选择。也许他们不这么强调劳动课和思想改造？我偷偷盘算着下次升学考试我得考清华附中，这样我最终可以就读清华大学，成为一名女科学家。

    在一零一中我不但对自己不满，对父母也不满。过去我对父亲十分崇敬，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现在我觉得他有点儿莫名其妙。60年代初，他突然决定不再当官，而坚持要改当一名教师。对他这么个老同志来说，这样的选择令人费解。部里的领导定然颇为不快，能够想象他们对他的议论：“这位老同志的革命热情衰退了，”“咳，他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大学又受了西方思潮的毒害。”过没多久，他们就放他走了。

    父亲于是转到了国际关系学院教书。开始想让他当教务长，他亦坚辞了，因为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员。最后他真的遂了心愿，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而母亲呢，中国的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新社会居然还那么管用，她很快也调到国际关系学院教起了英语。随后，我们搬出了机关大院，这使我伤心了好一阵：我很怀念那儿舒适的房子和我的朋友，没了通行证，星期六晚上就再不能去大礼堂看戏看电影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和父母之间有些事是不谈的，这便是一例。

    按规定我仍算是干部子弟，父亲1949年以前的经济来源决定了我的出身。但自从父母做了教师，我每逢说起自己是干部子弟时便多少有点儿中气不足。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我也懒得跟同学说父母换了工作。然而，我在学校里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我的周围多的是血统纯正、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在他们中间，我难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自卑。我暗暗地怨父母，怨自己，更不想呆在一零一中了。

    我的一些同学对此有所觉察。他们开玩笑说我成了老师的先行官，每天早上我总是在第二遍铃声响前一二分钟进教室，下午一放学，我跳上自行车便冲回家。不论是春天的风沙或是夏天的雷雨，都阻挡不了我回家的热情。冬天我滑倒在冰上，也心甘情愿：我只庆幸自己不是一个住读生，可以天天回家。住读真是太没劲了，和另外五个学生同住一间寝室，一天24小时，都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而我呢，回家后关起门来还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可以随心所欲做爱做的事。当时有两件事让我念兹在兹：看书和做我的英雄梦。

    10岁起我便对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只重情节，而跳过难懂的字和大段的景物描写。父母的藏书相当可观，我先从中文小说看起，《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火种》、《铁道游击队》、《桐江风雨》、《小城春秋》。《平原枪声》、《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听听书名就知道，都是60年代流行的革命小说。这些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的幻想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底色。除了读小说，我还翻看父母书房里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有写红军战士或地下工作者的，也有领袖人物、革命烈士留下的遗著，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看完这一轮，我就开始借翻译的外国小说来看。我父母收藏的多是些英文或法文的原版书，我当时自然看不懂，后来我的外语水平提高了，书却早在文革爆发时就让母亲论斤卖给了废品站。

    我当时读的外国小说中，最喜爱的有、、、、、、《上尉的女儿》、、、、《密西西比河上》、儒勒·凡尔纳的所有科幻小说和柯南·道尔的全部侦探小说，外加整套的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悲剧等等。这个书单不仅反映我读闲书的趣味，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能买到些什么书。

    我读中学那会儿，北京所有的图书馆都不开架，学生没法自己先浏览想要借的书。要借一本书，首先得去查询书号，把它记下来，然后将纸条从一个厚木门的小洞里递给图书馆员，等他去查找。如果要的书被借走了，只好回去耐心等待一两个星期再来试。走俏的书屡次借不着是常有的事，有不少我想读的书从来都没能借到手。

    买书也不容易。首先我能用来买书的钱不多，其次好书总是很快卖完，不再印行。既然弄一本好书要费如此周折，到手的好书自然不能轻易放过。那些年，我花了大量时间抄书。

    时间一久，我的笔记本上满是名著的选段。我很是宝贝这个本子，白天把它放在家中抽屉里，二姨会给我看牢它，到了晚上，我把它放在枕头旁边，临睡前还能读上一段。我在脑子里一遍遍过着那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和英雄们献身的壮烈情景，等进入黑甜乡，所有故事融为一体，一位英雄，像一颗耀眼的星辰，长留在我的梦中。

    想想有些奇怪，我梦中的英雄和我处处相去甚远，他简直就是我的反面。比方说我长相平平，他则英俊潇洒。那形象至今如在目前。

    他的身材像希腊的武士，颀长而强劲，每一个动作都敏捷却又不失优雅。他的嗓音柔和醇厚，宛若天韵。他的头发漆黑，眼睛像是秋夜高空中最明亮的星星。他的嘴唇红润，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