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里欢快地起舞，飞向高远明媚的蓝天。当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我已经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几多幸福的笑脸，也目睹了不少苦涩的眼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生考上了一零一，这也算差强人意了。校长笑逐颜开，我们要感谢的老师反过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为母校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