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四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１９３—１９４）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页三四Ｏ）赫于四月二十四日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泽东于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册，页一ＯＯ一至一ＯＯ四），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七月二十一日，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日报》大举揭露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二七、五二八）
八月十日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八七）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奸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 （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三一》），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页二三Ｏ至二三二），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八月十三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页一Ｏ四七）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销，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选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七一）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３９），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Ｈｕｒｌｅｙ，Ｐ.４０４），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