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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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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一九四九 黄花冈三十八年后(9 / 13)
广州市长、小朝廷的首都市长,为什么?这叫‘天下为公’吗?也许有人说,孙中山最喜欢题字‘天下为公’,看来一定有不得已的自私理由。现在,理由查出来了。原来孙科抢着要当首都市长。孙中山不给吗?好像不行。孙科放话说,你不给我做广州市长,我就公开给我妈妈祝寿。儿子一给妈祝寿,妈就走了光,原来妈不是宋庆龄,而是孙中山的元配卢太夫人,这一大张旗鼓祝寿,首当其冲的就祝出一个事实,原来宋庆龄是姨太太!这还得了,孙中山不是重婚,就是讨小,丢死人了,所以,‘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天下为公’了半天,立刻屈服,特派孙科为广州市长了、天下为私了。孙中山只当个总统,孙科就飞黄腾达如此;孙中山若做了皇上,孙科不是袁克定、蒋经国吗?所以呀,革命家必须有点心理准备,你本来为国家革的命,最后革给一家了。不是吗?”

    “听了你先生的这番高论,见解上的确别有洞天,当然值得讨论的不是没有。不过有一点,最重要的,未曾参加革命的恐怕有所未知,就是:革命者必须有的心理准备乃是,你不能因为革命会被偷走就不革命。革命的‘报酬’,和美德一样,本身就是它的‘报酬’,‘报酬’往往反射到它自身。革命以后,一定有一些人要独占革命、甚至有一些局外人要参与分肥革命,这种现象,毋宁是不必奇怪的,革命者应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一心理准备,未曾躬与革命的人,很难想像。”

    “是啊,理论上至少是。可是事实上,革命者除非死了,活着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反应,至少会替死去的先烈有所反应,记得老革命党、为革命坐牢、为革命被逐出师门、为革命被‘自己人’点名通缉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吗?他就是不服这口气,他对定都南京就不赞成。他写对联: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为什么牺牲掉的革命党会死不暝目呢?因为革命被偷走了。‘中华民国’四个字,本是章太炎定名出来的。可是成立以后,第一次被反‘中华民国’的袁家偷走、第二次以后就被假借‘中华民国’的蒋家偷走了。民声在兹,民间的四句传言里的蒋家是广义的,传言是:

    蒋家天下、陈家党。

    孔家钞票、宋家屄。

    从四大家族的一网兜收看,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竟然沦为四大家族刀俎下的肥肉,我想七十二烈士中,也许会有人感到死得未免太不值得了。”

    “看革命,要大处着眼才觉得值得。大处着眼看最高点,才是最高境界。”

    “在这七十二烈士墓上的最高境界、最高点是自由,原始设计的最高点本是自由女神像,现在却给改成国民党的大党徽了,自由女神像不见了。你怎么说?”大官人在质问。

    “我想有一天会改回来。”

    “哪一天?”

    “国民党的天下告一段落后的那一天。”

    “七十二烈士就等那一天吧。对革命家说来,大处着眼是好的。七十二烈士搞革命,即使大处着眼,也不是没有风险的,那风险就是‘革命后遗症’。‘革命后遗症’是有意想不到的长度、广度、和深度,一旦发作,很难停下来、也很难挡住,正所谓‘举国欲狂’,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教训,后遗症出来,爱国者可能变成卖国者、救国者可能变成祸国者,大家都疯了,眼珠里都是血丝,手握的都是拳头。因为后遗症有意想不到的长度,所以停不下来。唯一能停下来的,是躺在黄花岗上的英雄们,但生者仍不放过他们,要告朔饩羊式的一年一祭,至今搞了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都停不下来,当政者还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报上说,今天上午,广州各界要盛大举行革命先烈纪念,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再过两三个小时,公祭大队就要来了。看来我差不多也该走了。”大官人说。

    “你走了,我也要走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已经公开承认‘革命之目的,非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之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结果是:‘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这些白纸黑字的宣言,清楚说明了革命结果是‘无进步可言’,反使中国‘江河日下’,也就是说,对革命党说来,我们革命是失败的;对中国人民说来,你们革命是失败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时犹说:‘革命尚未成功’,但什么时候成功呢?人民等了三十八年了,等到首都南京都丢了两次了,亡国就在眼前了,三十八年了,‘中华民国’都给亡国了,我们中国人民还眼巴巴等个什么?还好意思骂‘满洲’吗?‘满洲’再对不起中国,也没把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卖掉啊。”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经过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试验,最后我们认清楚了,‘中华民国’是亡定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中国人民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巨变。面对新革命带来的新国家。”

    “新革命?新国家?躺在这儿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怎么办?”大官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