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写了《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评介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在新光大戏院公演，柳雨生说：“她（案：张爱玲）送了我十七夜场的戏票。可是，我因为急于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柳雨生发表了《观〈倾城之恋〉》，他说：“这戏无疑地仍旧不失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间的一出好戏——重头的、生动的、有血肉的哀艳故事。”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古今》从第三期开始由曾经编辑过《宇宙风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风乙刊》开始由陶亢德编，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编。张爱玲有两篇文章，发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记》。周黎庵在《魂兮归来，张爱玲》一文中说：“我那时正在编辑一本专谈掌故书画的刊物，她经柳存仁的介绍来看我，并以文稿一篇为贽。她生得并不算美，但风度甚佳，衣着却很奇异，后来才知道她的第二个爱好是衣裳的裁制。”又说：“张爱玲给我的文稿记得是谈服装裁制和西洋人看京戏的。要是像沈从文那种谈古代服饰的倒很适于接受，可惜她谈的是她本人设计的现代服装，殊不合我编辑杂志的格调；但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绍，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发表。她对此大概很为不满，以后便不再来稿而转向柯灵和周瘦鹃编辑的刊物投稿，便如鱼得水，顿时轰动上海；不过她在上海发表的处女作，则确是那篇谈服装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仅此一面，以后虽同在上海，却未再有晤面的机会，算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由于周黎庵在写此文时年事已高，记忆难免有误。张爱玲早在周瘦鹃及柯灵主编的刊物发表文章了，远在《古今》之前，非在这之后；至于张爱玲上海发表的处女作，更非是《古今》的《更衣记》。再者周黎庵又记错一事，实际上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在前，《更衣记》发表在后。《更衣记》不是用小字发表的，用小字发表的倒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至于这是否因此引发张爱玲的不满，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张爱玲掷下二文后，从此没有在《古今》发表文章了。
说：“他从华北找了虞克潜来，到报社帮忙。虞克潜是当代首席名作家的大弟子。之雍带他来看九莉。虞克潜学者风度，但是她看见他眼睛在眼镜框边缘下斜溜着她，不禁想到‘这人心术不正’。”文中的“首席名作家”是指周作人，虞克潜则指沈启无，沈启无曾是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周沈交恶，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从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到十月，沈启无靠变卖书物维持生活。之后，胡兰成约他去南京编《苦竹》杂志。说胡兰成：“他也的确是忙累，办报外又创办一个文艺月刊，除了少数转载，一个杂志全是他一个人化名写的”。张爱玲有一段时间也在南京帮胡兰成办《苦竹》杂志（《对照记》有云：“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张爱玲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谈音乐》（第一期），《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第二期）。沈启无在《苦竹》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南来随笔》和新诗《十月》（第二期）。其中《南来随笔》中有段评论张爱玲的文章，沈启无说：“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又说：“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做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宴’。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世有着广大的爱悦的。”沈启无说他是针对张爱玲谈音乐、谈画的诸多文章而写的感想，至于张爱玲的小说他还未即细读，总体而言沈启无的批评是有其见地的。
一九四五年初，沈启无随胡兰成到汉口接办《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他任副社长，后又找关永吉任编辑部长。关永吉在《大楚报》上恢复了《文笔》副刊（双周刊），名义上由沈启无主编，实际上还是关永吉在负责，沈启无只是在每期上发表一些诗歌。他在《文笔》上写的新诗，连同以前的旧作，包括他针对周作人写的《你也须要安静》，共二十七首，由《大楚报》社印成一册《思念集》。乱世中两个成年男人在一起共事，自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