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

    她再度“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这次再也没有回头了！

    她挥别心系的上海，挥别亲人，更挥别了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成惘然。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书中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意味着和平与安全的到来，但是这种感受却并不属于张爱玲。她甚至在早几个月前发表于《天地》月刊第十九期的《我看苏青》一文中，就预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同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她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名其上，书中列数她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更为严重的指责是说她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周瘦鹃主编的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

    其中除了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杂志》，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就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张爱玲曾明确表示“出名要早”，为了出名应当“趁热打铁”。论者指出，这“热”应当是指创作冲动，而非简单地以名利的追求而视之。在创作冲动沛然莫之能御时，正如友人龚之方所言：“张爱玲非但是写小说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连续诞生，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其时上海报刊的背景十分复杂，有的是受国民党什么派的津贴办的，甚至有的与汪伪有干系的，张爱玲没有政治头脑，因此对发表园地也不去考虑是否合适。”面对指责她将作品发表于汉奸主办的刊物上，张爱玲并没有任何的反驳，因为在当时除此之外，已别无发表园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时间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但她笔端却没有写过半个歌功颂德的文字，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时张爱玲的好友女作家苏青对此曾加以辩驳，亦可视为她的辩驳。苏青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伕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怍。后来苏青更在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的扉页题词上写着：“衣沾何足惜，但使愿无违。”更有强力辩解的意味。面对此问题，晚近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看法，无疑是较中肯的，他说：“当然我们倾心赞赏大义凛然、抗战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反抗勇气的人，笔者不忍概以汉奸指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如果说某些风言风语张爱玲还能保持沉默的话，对于指责她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借以证实她的‘文化汉奸’的身分时，她就不得不开口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传奇增订本》的发行，她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做了辩白，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