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我们知道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召开了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用意是想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将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里。
据学者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指出，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参加的代表来自蒙古（三名）、满洲（七名）、中国沦陷区和日本（包括台湾、朝鲜等日本占领区）。日本方面原本期望周作人、俞平伯、张资平、陶晶孙、叶灵凤、高明等名人能够参加，但实际与会的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如华东的丁丁（丁雨林）、周毓英、龚持平、柳雨生（柳存仁）、周化人、潘序祖（予且）、许锡庆，以及日本顾问草野心平，华北的钱稻孙、沈启无、尤炳圻、张我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顾问片冈铁兵，满洲国的古丁、爵青、小松、吴瑛，台湾的龚瑛宗、张文环等。
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则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也是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沦陷区、满洲、蒙古的代表共二十六人，除参加过第一次大会的古丁、柳雨生、沈启无、张我军外，还有田兵、吴郎、周越然、邱韵铎、陶元德、鲁风、关露、陈寥士、陈学稼、章克标、谢希平、陈绵、徐白林、柳龙光、王承琰、包崇新、方纪生、蒋崇义及台湾代表杨云萍、周金波等人，而日本的代表则有百余名。
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南京召开。据学者王向远的资料，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长与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丰岛与志雄、北条秀司、火野苇平、芳贺檀、户川贞雄、阿部知二、高见顺、奥野信太郎、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参加人数则高达四十六名，其中“满洲国”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鲁、疑迟、石军、小松，还有加入了“满洲国”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内政一，共八名；华北代表有钱稻孙、柳龙光、赵荫棠、杨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萧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压”而不能出席。华中代表有陶晶孙、柳雨生、张若谷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并非“文学者”，而是汪伪政权中的官僚政客。
列席会议的还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美术史家土方定一、诗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纯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国开设书店的内山完造等人。张爱玲实未参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其实当时许多日伪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将及汪伪的熊剑东，都想借胡兰成的引荐而得识名噪一时的张爱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社会舆论却大有置她于死地而后快的用意，她和汉奸胡兰成的相识同居，一时间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我们知道胡兰成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由广西仓惶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入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后为汪精卫所赏识，当上了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胡兰成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汪系报纸，负责人为汪的亲信林柏生。当编辑。据同为汪伪政权的人马，后来干到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的罗君强在《伪廷幽影录》一书中的回忆说：
“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回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南华日报》。后，胡兰成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陈璧君为汪精卫之妻。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由于胡兰成是非广东籍，广东会馆式的宣传部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为广东省信宜县人。容不了他，他终于和林柏生闹翻了，林把他的职务架空，他遂另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勾结。胡兰成大肆批判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的宣传部，并写成书面交给池田。池田把这份东西私下拿给宣传部司长黄菩生看，问他真假如何。黄竟向林柏生告密，林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