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会主张法治。因为对自己"家里人"，是用不着什么法不法的。即便要讲法，那也只能是"祖宗家法"。相反，德治则管用得多。西周时代的"德"很简单，无非慈、孝、友、悌。慈，就不容父废嫡；孝，就不容子僭父；友，就不容兄残弟；悌，就不容弟篡兄。帝国时代的"德"也不复杂，无非三纲五常、四维六纪之类，说到底只有忠、孝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孝字。因为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忠臣"，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帝国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国家遭遇外敌人侵），皇帝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做"夺情"。事实上，天下臣民如果都能尽忠尽孝，最高当局确实是可以很放心也很省心的。所以，尽管帝国废除了封建制，却继承了宗法制。当然，全盘接受的，还有"伦理治国"的原则。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泛伦理。所谓"泛伦理"，就是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而伦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它又岂能不泛滥成灾？事实上，伦理道德变成统治工具以后，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斗争的武器。在这些宫廷和官场的斗争中，敌对的双方往往都是饱读诗书的人，自然不难从中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口诛笔伐。先圣们的经典是那样的要言不烦（也可以理解为语焉不详和含糊其词），解释权又掌握在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手里，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对手说成是"小人"甚至"国贼"。这样一类的斗争，几乎贯穿帝国历史的始终，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内耗，这大概是始作俑者没有料到的吧？
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坚持伦理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