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权"，对君王则只有"义"。当然，要说君王一点义务都没有，也不客观。君王也是有义务的，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立的"法"来治国，不要说话不算话，自己定的规矩也不照办，更不要一点规矩都不讲，如此而已。可见虽云"皆从法"，但怎么"从"，并不一样；"从"什么，也不一样。民众之所"从"，是"君王之法"；君王之所"从", 则是"自立之法"。这难道也叫"平等"?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法"，历来就被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称作"王法"，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也就是说，作为依靠公共权力和法律规定来管理社会、处理事务的成熟国家，帝国更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他们的"法律"，只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行使没有障碍，顶多要求统治者在行使权力时有个章程，能"规范行使"（从法）而已。这样的"法"，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规矩、尺度、律条、纲纪。此其一。
第二，这些"法"既然是"王之法"，当然就不是"民之法"，也不会考虑其中要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那些"生法者"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权利和权力；更关心的，是如何镇压反叛，惩治不臣。因此他们对"刑法"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民法"。如果说有什么"民法"的话，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治民之法"；而所谓"司法"则不过是"听狱"，甚至只是他们敲诈勒索的机会。既然如此，那些只被威慑恐吓却不受任何保护的民众，他们对待这些"治民之法"的态度，也就会像他们对待官府一样，只能是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就连这样的"法"，也被认为不可靠。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律规范，人民不敢犯罪，却不知廉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既知廉耻，又愿归服，即"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因此即便立法，也得把道德和礼仪写进去，并作为纲领和根本（比如唐律开宗明义即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礼为法纲，律为法目。显然，法治和人治都不被认可。德治，才是帝国及其思想家所主张的。
那么，帝国的"德治"又如何呢？